(中國香港、澳門與西藏地區部份見本報告附錄)
中國憲法規定了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但中國政府力圖使宗教活動限于政府批准的組織和已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並控制宗教團體的發展和活動範圍。中國政府盡力對宗教團體施行控制和規定，以防任何團體形成在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控制範圍之外的權威。儘管政府採取這些控制措施，但各種信仰的人數在迅速增長。
在本報告期內，中國政府仍然對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缺乏尊重，對許多非登記在冊的宗教團體和法輪功等精神運動尤其如此。宗教自由狀況在國內不同地區的差異很大。非登記在冊的宗教團體繼續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干涉與騷擾。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團體在內的一些非登記在冊的宗教團體成員受到各種限制，包括恐嚇、騷擾和拘留。在有些地區，地下宗教領袖報告說，他們持續受到壓力，要求他們向國家宗教事務局或其下屬的省級和地方宗教事務局登記。據他們的報告，他們還受到壓力，要他們附屬與官方黨組織有關的、得到法律承認的教會，並受官方黨組織的監督。例如，河南省的某些地方官員經常虐待非登記在冊的新教教徒，河北省的某些地方官員對忠於教廷的天主教教徒嚴加控制。不過在其他地區，官員同登記和非登記在冊的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新教團體共同為實現一些宗教和社會目標而密切合作。在本報告期內，政府官員警告要防範"在宗教偽裝下的外來滲透"。政府增加了對某些公民與外國宗教人士間接觸的監視，並拘押了某些向外國人提供宗教資訊的公民。但是，有些地方官員鼓勵外國宗教團體到當地社區提供社會服務，條件是這些團體不公開勸人信教。許多宗教信徒報告說，他們能在正式登記的場所從事宗教活動，不受當局干涉。官方消息來源、宗教專職人員以及在官方批准的宗教場所與地下宗教場所參加活動的人士都說，全國信教的人數繼續增加。
政府高級官員聲稱，中國對未成年人從事宗教信仰活動沒有限制。在全國很多地區，兒童可以與父母一起參加宗教生活，但有些地區的地方官員不準兒童全面參加宗教活動。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地方官員說，未滿18歲者不得進入新疆的清真寺。吉林市的地方官員也說，無論任何信仰的未成年人參加宗教活動都屬非法；但吉林省官員的說法不同，他們表示，該省未成年人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政府高級官員始終不願公開澄清國家對未成年人的宗教政策。
政府繼續壓制被其劃為"邪教"的組織，特別是法輪功。法輪功修煉者繼續遭到逮捕、拘留和監禁。那些拒絕放棄信仰的法輪功修煉者有時在監獄和勞教所受到粗暴對待，據可靠的報告說，有些法輪功修煉者被折磨和虐待致死。 在本報告期內，被政府定為"邪教"的基督教派團體受到政府進一步的監視。
官方承認的五大宗教群體──佛教、伊斯蘭教、道教、天主教和新教──沒有明顯摩擦地相互並存；但在中國某些地方，在已登記和非登記在冊的基督教會之間關繫緊張。
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討論宗教自由問題，這是美國政府促進人權的總體政策的一部份。布希總統于2003年12月與溫家寶總理會晤時討論了宗教自由問題。美方高級官員呼籲中國政府停止虐待宗教信徒，尊重宗教自由。由於宗教自由在中國受到特別嚴重的侵犯，自1999年以來，國務卿根據《國際宗教自由法》，基於中國存在特別嚴重的侵犯宗教自由狀況，一直把中國列為"特別關注國"。美國國務院、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以及美國駐成都、廣州、上海和瀋陽的領事館為促進宗教自由協同努力。無論在華盛頓還是在北京，在公開還是非公開場合，美國官員都一再敦促中國政府尊重受憲法保護和國際公認的公民宗教自由權利，並釋放所有因參加宗教活動而服刑的人士。美國官員針對很多宗教囚犯的個案提出抗議並要求中方提供有關這些人士的進一步資訊。在本報告期內，一些宗教囚犯獲釋，其中包括西藏尼姑平措尼珠(Phuntsog Nyidrol)。直至中國政府于3月中斷美中兩國的官方人權對話前，宗教自由問題一直是兩國人權對話的一項主要議題。在2002年12月于北京舉行的最近一輪雙邊人權對話中，中方同意接待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和聯合國宗教不容忍問題特別報告員分別進行的訪問。截至本報告期結束，中國政府仍未准許任何一項訪問。2003年，中國政府兩度在美國國家宗教自由委員會計劃的訪問開始前夕予以推遲。在訪問遭到兩次推遲後，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成員于1月份訪問了香港，此行遭到中國當局的公開批評。
第一節 宗教人口概況
中國總面積960萬平方公里，人口大約13億。根據2002年4月中國政府白皮書，中國宗教信徒超過2億，有多種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動。這份官方出版物中的統計數字表明，中國有10萬個以上的宗教活動場所、30萬神職人員、3000多個宗教組織和74個神職人員培訓中心。
中國有五大官方承認的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新教。俄羅斯正教也在某些地區活動，在外國僑民社區還存在著其他宗教。中國的絕大部份人口不認同任何宗教信仰。人口中約8%為佛教徒，約1.4%為穆斯林，約0.4%隸屬於官方天主教教會，約0.4%至0.8%隸屬於跟隨教廷的非官方天主教教會，約0.8%至1.2%為登記的新教教徒，至少有2.5%在非政府控制的新教家庭教會做禮拜。
官方沒有提供有關道教信徒人數的估計數字；但學術界認為，信仰道教的人數有幾十萬。根據中國道教協會的數字，目前有25000多名道士和道姑，有1500多座道觀。
傳統民間宗教(對地方神王、豪傑和祖先的祭拜)得到恢復，信仰人數有千百萬。這些作為與道教、佛教或少數民族文化習俗相關的信仰活動，得到不同程度的允許。
在有組織的宗教信徒中，佛教徒人數最多。中國政府估計佛教徒有1億人以上，其中絕大多數是佔人口多數的漢族。但是，由於佛教徒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而且往往沒有公眾儀式，因此難以準確統計出佛教徒的人數。中國政府報告說，中國有16000座佛廟和寺院，僧尼人數超過20萬。
根據政府公佈的數字，全國有2000萬名穆斯林、40000多個伊斯蘭祈禱場所(其中至少二分之一分佈在新疆)，45000多名伊瑪目。 中國有10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其中最大的是回族，人口約有1000萬。回族主要集中在寧夏回族自治區，但全國各地也有相當大的回族聚居區，包括甘肅、河南、青海、雲南和河北省以及新疆。回族人數略多於主要居住在新疆的維吾爾族穆斯林。中國還有超過100萬的哈薩克族穆斯林，以及東鄉、柯爾克孜、撒拉爾、塔吉克、烏孜別克、保安和塔塔爾等民族的成千上萬穆斯林。
據跟隨教廷的不被官方承認的天主教教會稱，其信徒人數遠遠超過在官方承認的天主教教會登記的500萬人。雖然準確的數字無法確定，但據教廷官員估計，在官方和非官方教會中的天主教教徒多達1000萬。據官方公佈的數字，政府批准的天主教會有69名主教，5000名神父，5600多座教堂和活動場所。據認為，有大約37名地下主教，其中一些人目前很可能被監禁或軟禁。
中國政府稱，中國有多達1500萬登記新教教徒，20000名神職人員，16000多座教堂和大約25000個登記的新教禮拜場所。新教的教職人員估計，中國至少有2000萬新教教徒在登記的教堂內做禮拜。據海外和中國國內的資訊來源，估計至少有3000萬人屬於不受政府控制的新教家庭教會。有些海外學者估計，中國可能有多達9000萬名新教教徒。國內外專家一致認為，中國新教教徒的人數不斷增長。
對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修煉者人數的估計出入很大。中國政府稱，在1999年開始對法輪功進行嚴厲鎮壓之前，全國可能有多達210萬法輪功信徒。一些估計認為，鎮壓之前的中國法輪功實際人數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政府的鎮壓導致法輪功修煉人數減少，但據可靠的估計數字，目前仍有數十萬人。法輪功將一些道教和佛教的特徵、氣功的靜思功法和健身術及法輪功領袖李洪志的訓導揉合在一起。儘管李洪志的某些訓導中包含精神內容，但法輪功不認為自己是一種宗教，也沒有神職人員或敬拜場所。
第二節 宗教自由狀況
法律/政策框架
中國憲法規定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但中國政府試圖把宗教活動限制在得到政府許可的組織和已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以此來管理宗教事務並控制宗教團體活動的發展和範圍，以防止在中國政府控制範圍之外出現可能與之抗衡的權威來源。
《刑法》規定，政府官員若剝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節嚴重者，可判處最高二年的有期徒刑；但是，並無已知判例表明任何人曾受過此項法律處罰。
國家保留登記權，從而允許特定的宗教團體和信仰團體開展活動。在五種得到官方承認的宗教中，每一種宗教都有一個隸屬於政府的協會，負責對有關活動進行監督管理。直屬國務院的國家宗教事務局負責對宗教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監督並做出判斷。國家宗教事務局和中國共產黨統戰部對執行政府有關宗教活動的規定進行政策性"指導和監督"，其中包括外國人在宗教活動中的作用。這兩個機構的工作人員中幾乎沒有宗教信徒，而他們往往是黨員。按照黨章的規定，共產黨黨員必須是無神論者。
中國法律規定宗教團體必須對宗教活動場所進行登記。在未經註冊的教會裏舉行宗教活動可被視為非法，參加活動者可受到處罰。登記設立"宗教活動場所"有六項要求：有固定的處所；有經常參加宗教活動的信徒；有一個管理組織；信徒人數在最低規定以上；有管理規章；有合法收入。政府官員聲稱登記要求簡單，宗教活動場所不一定要隸屬於與官方承認的五大宗教信仰一致的五大"愛國"宗教團體之一。
幾乎所有地方宗教事務局官員都要求新教教會成為(新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或中國基督教協會的附屬組織。由於評審教職資格的專家出自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教職評定程式也可在實際上要求神職人員從屬於兩會。很多沒有登記的福音會新教團體拒絕加入全國基督教兩會，因為他們的神學觀點不同於兩會。有些教會不同意兩會認為所有新教信仰都能相互調和以及新教不同教派之間的分歧是不相干的問題的看法。在一些地區，新教教會在不加入兩會的情況下進行了登記。這些例外包括沒有多少兩會會員的浙江省的地方新教小群教會和吉林省的(北韓族)朝陽教會──兩者都在不隸屬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的情況下公開活動。此外，黑龍江省的(俄羅斯)東正教會一直能夠在不隸屬政府組織的情況下進行活動，部份原因是中國還沒有建立起東正教的組織。在其他地區，官方的新教教會與一些新教教派有非正式的關係。官方教會的一些牧師說，與教派的聯繫是吸引教友的重要途徑。
有些組織自願登記，有些迫於壓力不得不登記，還有一些組織的登記要求被當局拒絕。有些宗教團體不願登記，原因是在原則上反對國家控制宗教，或擔心按規定公佈教會領袖的姓名和地址可能會產生不良後果。沒有登記的團體拒絕登記往往是因為擔心登記將迫使他們在神學原則上讓步、信奉教義的自由受到限制，或者使政府當局能夠控制布道的內容。有些團體聲稱有關當局經常不加解釋地拒絕為他們辦理登記，或在他們同官員會面進行登記時遭到扣押。政府則表示，不批准登記主要是因為這些團體缺乏足夠的活動設施。
政府取締了所有被它定為"邪教"的組織，包括法輪功和中功(中功是包含一些神秘學說的氣功功法)。《刑法》經過修訂於1997年生效後，與參加"邪教"和未經批准的宗教團體有關的不法行為被歸為擾亂社會秩序罪。
政府對穆斯林聚居區的戒備程度差別很大。在以穆斯林為主並且發生過民族騷亂的地區──特別是在新疆維吾爾族人中間──政府官員繼續限制或嚴密控製表達和宣講宗教信仰的活動。警方鎮壓和取締了被政府指控支援分離主義的穆斯林宗教活動和禮拜場所。政府允許穆斯林公民前往麥加朝覲，有時還為此提供補助。2004年上半年，有一萬多名中國穆斯林前往麥加朝覲──這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其中有一半是政府組織的朝覲團。
在本報告期內，地方官員拆毀了各地數處沒有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但是沒有發生教堂廣泛遭到破壞的報導。例如，據報導說，從2003年7月到10月，浙江省有幾個教堂和數百個神龕被拆毀。浙江當局經常聲稱，根據區劃規定被拆毀的建築沒有被劃作宗教活動場所，因此不安全。政府還修復或重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破壞或拆毀的教堂、寺廟、清真寺和修道院，並准許部份神學院校復校，但各地修復活動的速度和規模不盡相同。例如，在2003年12月，北京開始興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成立以來的第一批新教教堂。儘管現在人們對宗教的興趣大大提高，宗教信徒的人數也大大增加，但現有的寺廟、教堂和清真寺的數量大大少於35年前，其中很多過於擁擠，而且條件很差。
2003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北京舉行有政治局委員和其他負責宗教事務的高層官員參加的高層會議。一月，宗教事務管理局組織召開了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制訂"加強宗教工作"的具體行動規劃。會議建議有關官員警惕受基督教影響的""邪教" "和避免消極影響，包括"在宗教掩蓋下的外國勢力的滲透"。與會者還提出對發行針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的外國宗教材料的關注，這些材料包括一部題為《十字架》的記錄片和一本名為《耶穌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的書。很多省份隨後召開了地方宗教工作會議。例如，在二月份舉行的福建省宗教工作會議指出，未經批准的宗教場所的興建和偶像崇拜"干擾了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工作，影響愛國宗教團體的正常活動，助長了"邪教"和非法宗教勢力的發展，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以可乘之機。" 2004年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與2001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形成鮮明對比──江澤民在那次會議上發表了有關宗教在社會上的持久性作用的講話，對馬克思主義反宗教的傳統思想提出了質疑。
三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建議修定協商會議章程，允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對宗教自由的限制
在本報告期內，中國政府對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仍然缺乏尊重，對一些沒有登記的宗教團體和法輪功等信仰團體的成員尤其如此。政府往往把未受監管的宗教集會或團體視為對其權威的潛在挑戰，並且力圖對各宗教團體進行控制和監督，以防在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控制範圍之外出現權威組織或勢力。
一些地方當局繼續有選擇地鎮壓沒有登記的教堂、寺廟和清真寺，而中央政府未能制止這類活動。警察查封了地下清真寺、寺廟和神學院校以及一些天主教會和新教的"家庭教會"，其中很多教會擁有大批信徒以及大量財產、財務資源和聯繫網路。沒有登記的教會的幾名負責人說，地方當局繼續施加壓力。儘管官方採取了這些控制措施，但不論是官方消息來源還是神職人員，不論是官方批准的宗教活動場所的信徒還是地下宗教活動場所的信徒，都認為中國宗教信徒的人數繼續增長。政府還對已登記的宗教團體的神職人員或領袖提出種種要求，例如要求他們必須公開支援政府的政策或譴責法輪功。政府繼續對法輪功信仰活動和"邪教"進行嚴厲鎮壓。像過去幾年一樣，地方當局對其控制之外的家庭教會採取行動，因為這些家庭教會發展規模過大，或其信仰被認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總的說來，允許在政府批准的場所內和在政府控制下相對自由地從事宗教活動的基本政策沒有改變。
政府對佛教和道教的容忍度超過對基督教的容忍度，佛教和道教受到的限制一般較少。但是，隨著這些非西方宗教近年來迅速發展，有跡象表明，政府對此加強注意並採取了新的限制措施，特別是對融合了多種宗教信條的教派。
1995年，國務院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通報，把一些宗教組織定為非法的"邪教"，其中有"呼喊派"(1962年在美國創立)、東方閃電、門徒會、全範圍教會、靈靈教、新約教會和觀音教(亦稱為"觀音法門")。
199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刑法》第300條通過決議，取締所有被政府確定為"邪教"的組織，其中包括法輪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就現行《刑法》適用於法輪功的問題下達法令。在採取這些行動後實行的法律規定， "擾亂公共秩序"或散發印刷品的"邪教"成員應被判處3至7年有期徒刑。根據法律規定，"邪教"頭目和組織者可判處7年或者7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本報告期內，政府繼續壓制法輪功信仰活動。在3月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溫家寶總理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政府要"深入開展同(包括法輪功在內的)"邪教"組織的鬥爭"。成千上萬的人因修煉法輪功、承認自己信仰法輪大法或因拒絕譴責法輪功或其創始人而受到刑事懲罰或行政處罰，或未經正當程式受到懲處。據可靠報告，一些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因拒絕放棄他們的信仰而遭受虐待致死。
有關當局還繼續鎮壓香功、國功、中功等其他被視為"邪教"的氣功組織，其中有些團體的信徒人數據說與法輪功相當。
政府把民間宗教說成是"封建迷信"，民間宗教信徒有時受到騷擾和壓制。
中國政府繼續在全國範圍內執行1994年國務院有關法規以及隨後各省頒布的規章，要求所有宗教活動場所必須向政府宗教事務局登記。地方當局對沒有登記的宗教團體的處理方法差異很大。在某些地區，政府對宗教活動的監督作用微乎其微，已登記和沒有登記的教會公開並存，並受到當局大致相同的對待。在這些地區，很多宗教組織成員在兩種教會中參加宗教儀式。在另一些地區，地方發佈的執行條例要求政府對宗教進行嚴格監督，當局對沒有登記的教會及其成員進行鎮壓。有關的執行條例、省政府工作報告及其他有關的黨政文件繼續要求各級官員嚴格執行政府對沒有登記的教會的政策。
在一些地區，儘管信教人口迅速增加，但申請登記新的宗教活動場所仍很困難，即便是得到官方承認的教會和清真寺也是如此。
由於缺乏透明的指導方針，地方官員對於確定"家庭教會"是否違反規定有很大的決定權。"家庭教會"這個稱謂既指沒有登記的教會，也指在家中或工作場所私下舉行小型宗教活動的基督教團體。沒有登記的教會是非法的，但在家庭教會中舉行的禱告會和讀經活動是合法的，只要它們規模小而且不引人注目，一般不要求登記。在中國一些地區，有數百名成員的沒有登記的家庭教會在地方當局完全知情的情況下公開集會，有關當局稱這些集會是非正式的禱告、唱詩和讀經活動。而在其他地區，除主要由一些親友參加的小型聚會外，其他所有聚會都受到嚴厲禁止。家庭教會常常因為人數增加、為經常使用某些設施舉行宗教活動做出安排或與其他沒有登記的教會團體建立聯繫而遇到麻煩。結果，大城市裏的家庭教會一般限于幾十和少於幾十人的會員聚會；而在小城市和農村地區沒有登記的新教徒聚會可能會有幾百人之多。
無論是得到官方承認或未獲官方承認的基督教會都由於未能培訓足夠數目的神職人員而無法滿足成員人數不斷增加的需求。由於1955年至1985年期間宗教受到限制，官方教會在這段時間內沒有委任過新的神父或其他神職人員；大部份神父和牧師是在1955年以前或1985年以後培養的，40歲到70歲年齡段的受過訓練的神職人員嚴重缺乏。因此，隨著老一輩神職人員退休，經驗豐富、能夠繼任的神職人員相對較少。中國政府說官方的天主教會在過去十年裏已經培訓出900名以上的神父。中國政府允許已登記的宗教團體培訓神職人員，並同意為數有限的天主教和新教神學院校的學員及穆斯林和佛教神職人員到國外進修宗教課程，但是有些宗教學員申請出國進修很難得到批准。在大多數情況下，外國組織為這類培訓項目提供經費。一些天主教神職人員還不滿地表示，他們在獲准進入神學院學習之前不得不向地方官員行賄。由於受到政府禁止，未經批准的教會或地下教會在培訓神職人員方面遇到格外嚴重的困難，很多神職人員僅僅受過有限的、不充份的培訓。
大部份宗教機構依靠自籌資金支付運作費用。教會成員提供捐助的做法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中很普遍。一些宗教機構常常以出售宗教物品為副業，而另一些機構則從事純粹的商業活動，如經營餐館。有時，政府出錢修繕具有文化或歷史價值的寺院或聖殿。官方的宗教團體有時接受國外的資助。
法律並未明令禁止宗教信徒擔任公職，但政府、國有企事業及許多官方機構中幾乎所有高級職務都必須由黨員擔任。共產黨官員在本報告期內重申，信仰宗教與黨員身份不符。據報導，中國共產黨自1995年以來發出過兩份通知，禁止黨員信仰宗教，並下令開除參加宗教組織的黨員，無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宗教組織。前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江澤民及另一些中共高級官員也聲稱黨員不能信教。據稱，有些穆斯林因為在工作時間禮拜而被開除公職。中國人民解放軍(PLA)《內務條令》明確規定，軍人"不得參加宗教、迷信活動"。有些黨員和人民解放軍軍人因信仰法輪功已被開除黨籍、軍籍。
但根據政府消息來源，在某些地區，參加某些形式的宗教活動的共產黨官員多達25%。大部份參加宗教活動的官員信奉佛教或民間宗教。黨外宗教人士通常作為文教界代表參加國家和地方政府組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幾位宗教界領袖，包括人大常委會的兩位副委員長，即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傅鐵山大主教和西藏"活佛"帕巴拉格列朗傑。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也有宗教團體的代表。政協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同黨外社團進行協商的諮詢機構。
1999年，中共中央發出文件，要求有關當局加強對官方天主教會的控制，地下天主教會如不服從政府的控制應予以取締。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持續對地下天主教主教們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加入官方承認的教會，有關當局還不與教會領袖商量就重新調整了教區。中國政府未與羅馬教廷建立外交關係，教廷在中國大陸沒有代表。中國政府不準許官方天主教會承認教皇在信仰和倫理等根本問題上的權威，致使很多天主教徒拒絕加入官方天主教會，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對他們信奉的一個基本信條的否定。當中國政府的政策在墮胎或計劃生育等問題上與教廷觀點不一致時，應以政府的政策為準，使神父們對於如何向信徒做解釋感到無所適從。 官方天主教會的大部份主教實際上受到教廷秘密承認。然而，教廷與中國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造成了中國官方天主教會內部的權力之爭，因為經教廷秘密冊封的一些主教與其他一些未得到教廷冊封的主教產生摩擦。
中國政府與非官方天主教會之間的關係依然緊張。中國當局與教廷方面均聲明，雙方歡迎為實現關係正常化達成協定。然而，據中國政府說，有關教皇在選擇主教中的作用、地下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地位、教廷對台灣的承認以及在2000年中國國慶節時冊封有爭議的天主教傳教士的一事仍然阻礙了這一努力。在本報告期內，中國政府指出，香港天主教教區主教陳日君(Joseph Zen)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局所發表的聲明，阻礙了與教廷關係正常化。雙方仍在繼續爭取和解，4月份陳日君主教前往上海訪問。
許多地區有為數眾多的穆斯林人口，但政府對這些穆斯林聚居區的戒備程度有很大差別。總體而言，許多生活在中國各地漢族居住區的回族穆斯林比集中在中國西部地區的維吾爾族等新疆少數民族穆斯林享有更大的宗教自由。在發生過民族騷亂的地區，特別是新疆維吾爾族地區，官員繼續限制建造清真寺和培訓神職人員，禁止向兒童傳授伊斯蘭教。除了全國各地的黨員和政府官員信奉宗教受到限制以外，新疆的教師、教授及大學生也不得公開信教。但在其他地區，特別是在回族聚居的地區，有大量建造和修復清真寺的活動，而且顯然有做禮拜的自由。從1997年開始，新疆發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包括由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製造的爆炸事件，警方查禁了被控在新疆支援分離主義的穆斯林宗教活動和宗教活動場所。由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經常不認真區分通過參加和平活動支援獨立的人士、參加"非法"宗教活動者和從事暴力恐怖活動者，因此時常難以斷定某些突襲搜查、拘留、逮捕或司法懲處是針對希望做禮拜的人、以和平方式追求政治目標的人、還是針對從事暴力活動的人。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區級黨政官員不斷要求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堅持政教分離。
例如，2002年國務委員司馬義·艾買提(維吾爾族)對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個代表團說，"信教公民在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要把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他還說，"我們絕不能以宗教信仰自由為藉口，放棄或擺脫國家對宗教事務的管理。"
新疆官員告訴外國觀察人士說，十八歲以下未成年人不準參加新疆清真寺的宗教活動；不過，北京和中國其他地區能見到未成年人參加當地清真寺的禮拜活動。
在越來越多的地區，當局對外國人從事宗教活動日見寬容，前提是其宗教活動沒有中國人參加。自1995年以來，在北京的外國猶太教徒每週舉行的祈禱活動未曾中斷過，猶太教贖罪日(High Holy Day)的宗教活動也獲准進行，已持續了15年以上。在本報告期內，改革派和正統派猶太教每週都舉行宗教儀式。上海的猶太教徒獲得當局批准在上海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猶太教堂內多次舉行宗教儀式，這個教堂在1998年修復，成為一座紀念館。地方當局繼續在重大宗教節日時視具體情況允許教徒使用這座教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會)在一些城市定期聚會，但其成員嚴格限于外國僑民。
當局允許官方批准的宗教組織保持對外聯繫，但不得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對何謂"支配"則未提供釋義。 中國1994年頒布了有關的管理規定，2000年又對此等規定做了補充，匯總了許多涉及境內外國人的現行規章，其中包括不得勸人入教的禁令。然而，當局一般來說允許外國公民向其他外國人講道，可攜帶自用的宗教用品入境，受已登記的宗教組織之邀在教堂、清真寺和寺廟向中國公民講經布道。有關規定不允許外國人進行傳教活動，但是，目前在中國大專院校教書的外國基督教徒如果在發展教徒時保持低調，幾乎不受當局干擾可公開宣講自己的信仰。中國各地有很多基督教團體同地方官員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在有些情況下，還開辦學校和老人院。此外，華中地區佛教僧侶辦的私立學校和孤兒院還為青少年提供培訓。
一些外國教會組織迫於壓力需向中國政府當局登記註冊，一些外國傳教士因其活動超出在華外國人社區而被驅逐出境或被勒令離開中國。除此，海外出版或發行的有關中國現代基督教現狀的書籍或資料受到政府的查禁，如電影紀錄片《十字架》和《耶穌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一書。一些在該紀錄片中接受採訪的基督徒受到當局訊問，或遭到短期拘留。
隨著中國基督教徒人數增多，對《聖經》的需求也相應增加。一家與海外基督教組織合資的印刷公司自1987年開辦以來印刷了2500萬冊《聖經》，其中包括布萊葉盲文及北韓族、景頗族、僳僳族、拉祜族、苗族和瑤族等少數民族文字版的《聖經》。許多書店以及大部份官方承認的教堂均有《聖經》出售。許多家庭教會成員在這些地方能順利購得《聖經》。一本《聖經》的價格由一美元至五美元不等，因此大部份中國人能夠承受。《聖經》在中國大部份地區得到充份發行，不過一些地下教會成員表示，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在農村，《聖經》的供應和發行不足。個人不能直接從出版社訂購《聖經》。據來自家庭教會基督徒的報告說，大量購買《聖經》會引起對其不利的注意。海關人員繼續查緝向中國境內"偷運"《聖經》和其他宗教品。據可靠消息，當局有時在突襲家庭教會時沒收《聖經》。
政府在學校裏進行無神論教育。不過，大專院校里正出現宗教熱。在本報告期內，一些學校對某些學科的學生規定了一門宗教課。
高級政府官員聲稱，中國對未成年人信教不施加限制。但聯合國負責教育事務的特別報告人在2003年9月訪問中國之後指出，中國學生缺少國際公認的接受宗教教育的基本權力。而且，一些地方官員，特別是新疆地區官員，阻止兒童參加宗教活動，一些宗教場所還懸挂標誌，禁止未滿18歲者入內。高級政府官員尚無意澄清這種不一致的情況。在一些穆斯林聚居區，未成年人除在國家設立的學校上學外，還上宗教學校。在某些地區，大批年輕人在已登記和沒有登記的宗教場所參加宗教活動。
官方宗教組織管理地方聖經學校、54個天主教和新教神學院、10個培養伊瑪目和伊斯蘭學者的學院以及30多個培養佛教僧侶的佛學院。在這些學院受教育的學生必須"政治可靠"，畢業生還必須通過神學和政治知識考試才能成為神職人員。
政府聲稱，在新疆有10所提供伊斯蘭高等教育的院校和2所伊斯蘭學校在政府的支援下辦學。除此，自治區和地方穆斯林社區建立了許多阿拉伯語學校和清真寺學校。前者側重阿拉伯語學習，後者通常用於培訓伊瑪目或其他穆斯林神職人員的助理。一些穆斯林青年在國外穆斯林宗教學校學習。
中國存在非政府承認的宗教學校以及培養宗教人材的機構，但它們不能作為合法機構登記註冊。未登記註冊的機構的教育品質各有不同。一些這類機構在引起地方當局的注意之後遭到查封。
對宗教自由的侵犯
在本報告期內，未經批准的宗教和信仰團體仍受到嚴密監視，在某些情況下還遭到官方的騷擾。在一些地區，地下新教及天主教組織、維吾爾族穆斯林、西藏佛教徒以及被中國政府定為"邪教"的宗教團體的成員──特別是法輪功學員──受到政府的壓力，甚至遭受虐待。
參加未經批准的宗教團體及其他相關違法行為被列為擾亂社會秩序罪。根據《中國法律年鑒》公佈的數字，2002年因擾亂社會秩序或利用迷信矇騙他人而被逮捕者總計為12826人，比前幾年明顯減少。1999年至2000年，基於這類指控被羈押的人曾大幅度增加，大多數專家認為其原因是政府從1999年中期開始嚴厲打擊新教家庭教會、非官方的羅馬天主教會以及"法輪功"等被定為"邪教"的信仰團體。
據在美國的法輪功學員說，自1999年以來有10萬多名法輪功學員被羈押，原因是參加練功活動、承認信奉法輪功的信條或拒絕批評法輪功組織及其創建人。據法輪功組織說，法輪功學員成為過度使用武力、侵犯、關押和折磨的對象，部份學員在被關押期間死亡。例如，2003年12月，法輪功學員劉成軍在吉林省被關押期間死亡，據報他曾遭到迫害。據外國觀察人士估計，關押在中國各地勞教所的25萬名登記在冊的囚犯中有一半是法輪功學員。而法輪功組織估計的數字更高。成百上千名法輪功學員在勞教期滿後還受到行政拘留，被關進法制教育學習班。據法輪功組織說，成百上千名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精神病院，被強迫服用藥物或接受電擊治療。從2003年4月到6月，中國官方媒體指責法輪功學員"破壞非典防治工作"。因被指控引起社會恐慌並"傳播有關非典的謠言"而遭羈押的法輪功學員超過180人。
4月，被中國政府定為"邪教"的"三班僕人"教會的幾十名成員在黑龍江省遭到關押。被指控為教會成員的顧祥高在隨其他人一起遭到關押後不久，在黑龍江省的一個拘留所中被毒打致死。公安人員向顧祥高的家人支付了賠償費。
在一些地區，公安機關對未經批准的宗教團體的領袖和成員進行騷擾，採用的手段包括威脅、拆毀未經登記的房屋、逼供、審訊、拘留、甚至毆打和折磨。有些未經登記的宗教團體，由於其宣講的信條不在政府允許的範圍之內(如世界末日或聖戰即將來臨)或擁有極富感召力的領袖人物，往往會受到特別嚴重的騷擾。有些觀察人士認為，其中有些宗教團體宣講非正統信條是因為神職人員未受過良好訓練以及得不到宗教文本。其他觀察人士則認為有些人可能借人們重新對宗教發生興趣之機謀取私利。
很多宗教領袖和信徒被逮捕、關押，並被判處徒刑。地方當局還利用一種行政程式懲處沒有登記的宗教團體的成員。由警察和地方官員組成的非司法性質的委員會可以判處公民接受最長可達三年的勞教。在本報告期內，很多被拘押或監禁的宗教人士被關在勞教所裏。例如，2003年9月，教會史專家張義南及華南教會法律顧問蕭碧光在河南省被拘留。蕭碧光仍被關押，張義南被判處兩年勞教。據報，張義南在勞教所遭到毒打。2003年10月，北京的基督教家庭教會人士劉鳳剛在浙江省蕭山被捕，他當時正在調查當地教堂被毀以及地方教會(小群教會)領袖被關押的情況。其他兩位基督教家庭教會人士徐永海和張勝棋在本報告期結束時也繼續受到關押，他們被指控幫助劉鳳剛向境外組織提供情報。3月，這三人在浙江省受審，罪名是洩露國家機密。1月，基督教家庭教會活動人士喬春玲、徐永靈和曾光波據報因被指控試圖向境外人士介紹家庭教會的活動而被捕。一些地區禁止基督教家庭教會活動人士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于3月開會期間離開住所。據中國政府主辦的《法制日報》報導，因散發《聖經》而于6月被貴州省桐梓縣公安局拘留的江宗秀在拘留所內死亡。《法制日報》的這篇評論員文章譴責了地方官員迫害江宗秀的事件。同年6月，中華福音團契的幾十名負責人在湖北省武漢市被捕，但在遭到短期關押後被釋放。據報導，徐國興(菲利普·徐)于6月從勞教所獲釋，他于2002年12月因未經批准從事傳教活動在上海被捕。
據報告，龔聖亮及未登記的華南教會的其他幾名領導人在本報告期內繼續在獄中遭到迫害。因受到包括強姦罪、縱火罪和傷害罪在內的刑事指控而于2001年被判處死刑的龔聖亮、徐福明和胡勇於2002年被減刑，並被改判為無期徒刑。原來被判處死刑的李英和龔幫坤被改判為15年有期徒刑。曾在指控龔聖亮進行性侵犯的聲明上簽字的華南教會的四名女成員于2002年再次被捕並被判處三年勞教，據說是因為她們撤回了對龔聖亮的指控。有報告說龔聖亮在獄中遭到了肉體折磨，他拒絕放棄宗教信仰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此外，年長的教會成員陳敬茂因據稱帶領其他囚犯皈依基督教而在獄中受到迫害。政府官員以及一些註冊和未註冊的新教徒將華南教會指控為"邪教"。
據估計，全國的天主教徒有一半居住在河北省，該省未經批准的天主教會成員與地方當局之間繼續發生摩擦。據了解，河北省當局強迫很多地下神父和教徒在參加官方認可的教會和接受各種懲罰之間做出選擇，懲罰手段包括罰款、解雇、經常性拘禁以及禁止其子女上學。有些天主教徒被迫躲藏起來。據報告，發生了多起關押非官方天主教神職人員的事件。6月，教廷就2004年初河北省的三位地下天主教主教被捕一事正式提出抗議。其中兩人在被捕後很快獲釋，但宣化市84歲高齡的趙振東主教仍然下落不明。據報告，黑龍江省的魏景義主教及河北省的賈志國主教曾被關押數日，然後分別於3月及4月獲釋。據報賈志國主教6月再次被關押數日，同時被關押的還有另外兩名地下主教。于1997年被捕的地下主教蘇志民至今仍下落不明，據報他于2003年11月被關進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醫院。有報告說他受到了某種"軟禁"。政府繼續否認對他採取過"任何強制措施"，並聲稱他"正在各地傳教"。據可靠消息來源說，輔助蘇志民主教的安樹新主教以及河北的韓鼎祥神父和河南的李宏業神父仍受到拘押。據報告，在2003年7月和10月及2004年5月，河北省發生了幾起逮捕地下神父和教徒的事件。陸小舟(Bosco)神父于2003年6月在浙江省被捕，據說是因為在一位天主教徒臨終前為他施行終傅聖事，政府一直沒有說明他的下落。據幾個非政府組織說，在本報告期內，一些天主教神父和非神職領導人遭受過毆打或其他虐待。
一些地下天主教及未登記的新教領導人說，政府發動了強迫他們登記的運動，要求其教會進行登記的壓力繼續存在甚至有所增加。有關官員組織了收集教會領導人及教徒的姓名、住址甚至指紋的登記活動。有幾次，教會領導人在參加由當局召集的討論登記問題的會議時被捕。
強迫改變宗教信仰
沒有關於強迫改變宗教信仰的報告，也沒有關於未成年美國公民被綁架或非法帶離美國或拒不允許這些美國公民返回美國的報告。
恐怖主義組織對宗教自由的侵犯
在本報告期內，沒有關於恐怖主義組織迫害某種宗教的報告。
第三節 社會態度
五種官方承認的宗教群體──佛教、伊斯蘭教、道教、天主教和新教──和睦相處，沒有嚴重摩擦。但在中國部份地區，已登記和未登記的基督教會之間關繫緊張。有報告說，在官方承認的基督教會內部和家庭教會內部，都因教義問題存在著派系分歧；在已登記和未登記的基督教會內，都有保守派系和較自由的派系之分。在其他地區，已登記和未登記的教會平安共處。在一些省份，包括河北省在內，地下天主教會和官方天主教會之間的關係有時緊張。穆斯林和藏傳佛教徒過去曾對基督教傳教人員進入他們的社區表示不滿。基督教負責人說，在農村地區，民間宗教信徒與認為某些民間宗教是偶像崇拜的基督教徒之間出現過一些摩擦。總體而言，大多數人口對少數派的宗教事務沒有多大興趣，僅限于在節日期間前往廟宇或在聖誕夜和復活節去教堂。藏族和維吾爾族等少數派宗教或少數民族受到社會的歧視，歧視的原因不僅僅在於宗教信仰，還因為他們是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都不同於通常相對較富有的漢族。漢族和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之間偶然也出現過緊張關係。
第四節 美國政府的政策
美國國務院、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以及駐成都、廣州、上海和瀋陽的總領事館協同努力，促進中國擴大宗教自由，一方面針對侵權行為集中從外部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對中國國內出現的積極動向給予支援。在與中國政府及其宗教事務官員的往來中，美國外交人員一貫要求中央和地方當局尊重公民的宗教自由權利並釋放所有因參加宗教活動而正在服刑的囚犯。每當得到有關違反國際法和國際標準、進行宗教騷擾和歧視的可靠消息，美國官員都提出強烈抗議；對於一些受虐待的指控，如有關事實不完整或前後不一致，美國方面則要求提供資訊。與此同時，美國官員向中國領導人說明，宗教自由有利於國家強盛，絕無任何損害。2003年12月，布希總統在華盛頓會晤了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敦促中國對宗教更加寬容。
美國大使館和各領事館還收集關於侵犯宗教自由的資料並與中國宗教界領導人保持廣泛的接觸，其中包括官方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的主教、牧師和神父以及道教、伊斯蘭教和佛教領袖。美國官員還同未得到官方承認的基督教會領導人及成員會面。美國國務院在非政府方面接觸的對像包括中國宗教事務專家、人權組織和設在美國的宗教團體。
國務院通過國際訪問者計劃邀請一些中國宗教領袖和學者赴美實地了解宗教在美國社會中發揮的作用。美國大使館還組織美國的宗教問題專家前往中國，介紹宗教在美國生活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作用。
在本報告期內，中國政府中斷了美中正式人權對話，宗教自由是其中的主要議題。最後一輪人權對話于2002年12月舉行，中國政府當時表示願意澄清對未成年人進行宗教教育的政策。中國政府還承諾邀請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成員及聯合國宗教不容忍問題特別報告員(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Religious Intolerance)訪華。不過，在本報告期內，中國政府尚未安排有關訪問。
在本報告期內，負責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曾前往中國同中國政府討論人權及宗教自由問題。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代表團兩次前往中國，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也派出一個代表團到中國，討論宗教自由問題。除在北京舉行會談外，其中兩個代表團分別訪問了新疆和西藏自治區，並討論了宗教自由問題。他們會晤了負責宗教事務的政府官員以及官方和非官方宗教團體的神職人員和教徒。6月，非政府組織"喚醒良知基金會"(Appeal of Conscience Foundation)派出一個由不同信仰的人士組成的代表團訪問了北京、廣州和上海，同中國官員討論了宗教自由問題及良心犯個案。
華盛頓和北京兩地的美國官員繼續對侵犯宗教自由的個案提出抗議。國務院以及駐華大使館和四個領事館都曾屢次抗議中國政府限制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的行動，其中包括逮捕法輪功學員、藏傳佛教徒、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職人員及教徒。美國駐華使館經常向中國外交部和國家宗教事務局提出指稱宗教信徒遭到關押和侵犯的案件，直到中國政府于3月單方面實行了拒絕同使館官員討論這類案件的政策，因為美國在3月舉行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一份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決議案。
由於宗教自由在中國受到特別嚴重的侵犯，根據《國際宗教自由法》，國務卿自1999年以來一直把中國列為"特別關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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