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6號，文革熱潮中的毛澤東73歲生日。一貫不喜歡做壽的毛澤東令人意外地請了一次壽宴。受到邀請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大部份成員。席間，興致勃勃的毛澤東站起來祝酒說，“為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乾杯！”
毛澤東的話絕不是一句戲言。就在毛澤東預祝全面內戰四天以後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兩個對立的造反組織發生了號稱全國第一次大規模武鬥的流血衝突。
不到一個月以後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石河子的一個汽車團的造反派奪取了槍支，準備奪權。當權派請出軍隊支援。結果雙方發生槍戰，兩天之內一共打死29個人，打傷80個人。
大大小小的武鬥開始在全國各地發生。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毛澤東他本來就是有計劃地採用暴力來解決群眾中間的紛爭和社會矛盾。”
宋永毅說：“你看，毛澤東在66年年底的時候，那個時候基本上還沒有什麼地方發生武鬥。但那個時候毛澤東已經說要祝全國全面內戰。這個是毛澤東他要有意地用暴力的方式，而且是用群眾暴力的方式來解決他所要解決的把裏裏外外劉少奇線上的那些人以及他的社會基礎全部給搞掉。”
1967年，中國的造反派按照毛澤東的旨意開始全面奪權，隨後便出現了權力分配之爭和政見之爭，多數地方出現了兩派對立的組織，雙方的分歧常常發展到勢不兩立，最後演變成大規模武裝衝突。
在所有的武鬥中，雙方忠於的是一個領袖，就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和偉大的舵手毛主席”；雙方都抱著同一個目的，就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但是，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偏偏不認同所有的群眾組織都是跟著他走的。毛公開把群眾組織劃分為左派組織、或者叫造反派，和右派組織、也叫保皇派。毛澤東要支援左派組織壓倒右派組織。
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指示林彪說“派軍隊支援左派廣大革命群眾”。於是，中共中央軍委于1月23號發佈了軍隊支左決定。可以想像，武裝部隊公開介入武鬥派系之間的鬥爭只能使武鬥更加嚴重和複雜化。
中國官方一直說，毛澤東的妻子、當時中央文革的實際負責人江青推動了文革中的武鬥。的確，江青1967年7月22號表示支援“文攻武衛”的口號。7月23號，文匯報公開發表了“文攻武衛”的口號。
9月5號，江青在接見安徽造反派時又說：“誰要跟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還擊。”9月9號，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號召學習江青9月5號的講話。
但是，實際上，1967年7月毛澤東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才真正對中國文革武鬥的升級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1967年初，武漢地區的造反派形成兩個對立的組織--一個是“工人造反總部”，另一個是“百萬雄師”。武漢軍區認為“百萬雄師”是左派，於是解散了“工總”，並且關押了“工總”的頭目。
但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卻認為“工總”是左派，“百萬雄師”是保皇派，因此要求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鐘漢華轉而支援“工總”。武漢部隊不服，駐武漢市的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官兵甚至和“百萬雄師”一起舉行武裝示威遊行。他們指責當時代表中央文革到武漢處理問題的王力和謝富治壓制他們。
7月20日，大批“百萬雄師”群眾和獨立師官兵衝進王力住的武漢東湖賓館，將王力綁架到武漢軍區大院毆打責問。這就是所謂的“720事件”。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將“百萬雄師”定性為保皇派的是毛澤東本人。在他們衝擊東湖賓館抓走王力的時候，毛澤東就在距離王力住處百米之外的地方。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火速帶著三架飛機從北京趕到武漢，將毛澤東轉移到上海。
“720事件”使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十分緊張。毛澤東沒有料到造反派和軍隊公然對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號寫信給江青，認為75%的軍區和駐軍支援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應大量武裝左派”。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他在武漢720事件以後，他完全被嚇破了膽，因為當時這個獨立師和百萬雄師衝擊東湖賓館，搞成了一場兵諫。毛澤東這個時候嚇破了膽。所以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認為有誰可以保護他，他認為軍隊，一大批軍隊是反了，所以當時他就提出要發槍給左派，讓左派進行自衛。所以67年這封給江青的信是直接導致江青講文攻武衛。”
記者問：“武裝左派，軍隊向左派發槍了嗎？”
宋永毅說：“噢，軍隊向左派發槍了。那個‘三鋼三星’啊確實是拿到了軍隊的槍。而且上海來說呢，是公開發的槍了。就組織了文攻武衛指揮部，民兵指揮部，就成為第二武裝了嘛。”
文革專家高文謙也認為，毛澤東的指示導致了全面內戰，江青所說的“文攻武衛”的口號實際上是秉承毛澤東的旨意才發出的。
高文謙說：“對。而且應該說，不是江青個人，而是當時的中央。這個就包括林彪，包括周恩來，全都在內，都是貫徹執行毛這個方針。而貫徹這個方針的結果就使得武鬥成為全面內戰。”
記者問：“那麼，到底有沒有武裝左派呢？”
高文謙說：“有啊。根據毛的這個指示，很多的軍隊就下發武器了。當然，武裝左派這個概念是一個很含混的概念。究竟什麼是左派？由誰來判斷？到一個縣裏面，或者到一個軍分區，怎麼來劃這個線？這個事情就非常混亂了。所以就變成，有的就奉命發了槍了，有的軍隊內部得到這個指示之後呢，看到群眾在搶槍，他就睜只眼，閉只眼。還有的是暗中默許。默認群眾來搶這個槍。”
記者問：“也就是說，當年所謂的造反派衝擊軍事設施，搶武器，搶槍，實際上軍隊當時並沒有堅決地保衛這些武器，不讓搶走。”
高文謙說：“對，整個的根子就在於毛的‘武裝左派’這四個字。”
從1967年8月開始，上海、南京、鄭州、長春、瀋陽、重慶和長沙等地相繼發生了大規模武鬥。
不過，從1967年9月開始，毛澤東改變了要求軍隊支援左派的做法，轉而要求軍隊“支左不支派”。他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不過，儘管中共在1967年曾經先後發過一些指示，要各派停止武鬥，而且做過一些實際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澤東仍然不忘要“武裝左派”。例如，中共1967年的“九五命令”要制止武鬥，制止搶劫軍火庫，但是毛澤東在批示這個文件時繼續肯定了“武裝左派”的口號。
於是，在各地造反派組織搶軍火庫的時候，軍隊並沒有得到堅決制止的命令，因此要麼主動送武器給造反派，要麼眼巴巴地看著武器軍火被搶。1968年7、8月份在廣西梧州市，造反派有一次竟然從軍隊那裏一次就獲得了700多支槍。也就是在這一期間，這裡發生的一場武鬥導致1470多人死亡。
毛澤東在1968年7月28號接見北京紅衛兵領袖的時候就曾經說過，“過去北京市委、衛戍區對武鬥的態度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還是對的。”
種種事實顯示，直接促成武鬥發生和升級的不僅僅是江青，更重要的是她背後的毛澤東。
有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尚方寶劍，各地造反派更加肆無忌憚地鬥起來。1967年8月4號，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10多萬人圍攻對立組織的總部，導致18人死亡，將近1000人受傷，其中一百多人殘廢。
據說，毛澤東看到了這場武鬥，而且武鬥的組織者王洪文因此而給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王洪文日後得到毛澤東的青睞產生了重要作用。
四川的武鬥，尤其是重慶地區的武鬥更是動用了各種輕武器以及高射炮、大炮和坦克。在武鬥中的死傷人數數以萬計。
不過，殘酷的武鬥似乎並沒有引起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擔憂。1968年3月15號，周恩來、江青等中共領導人接見四川軍政官員，當時四川省的負責人，中國軍隊成都軍區的政委張國華反映“武鬥厲害”，“成都也打仗，是學生多”。江青說，“小青年嘛，愛玩槍。”另一位官員反映說，武鬥中使用了當時中國最新式的雙管高射炮。江青輕鬆地說，“不過打一打也好，練習練習。”
當年在四川省榮昌縣中學的青年教師朱學淵就親歷過一場終身難忘的武鬥。
朱學淵說：“當時我們有幾百個學生啊，是躲在哪個川劇團裏邊。後來聽到外邊的土槍的聲音是越來越兇，然後我們就逃嘛，就是衝出去啊。從縣城比較中心的地方衝到火車站附近，我們那兒有一個畜牧獸醫學校。
“我們就躲在一個樓裏邊。外面的農民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土槍就朝我們這個樓裏邊射過來，把我一個學生的脾臟都射中了。還有一槍射中了一個畜牧獸醫學校的一個學生的頸部，射到他的頸子上，一個釘子就插在上面，一直就不敢拔。在這樣非常緊急的情況下，我們這個樓就突圍了。我們突圍的過程中，我就被打傷了。”
記者問：是誰把你打傷了？
朱學淵說：“就是我們在突圍的時候，農民就涌上來，用很長的鋼纖什麼東西朝我們戳。一下涌過來，我就沒有辦法抵禦。一腳踩空了就踩到一個田溝裏邊，就甩下去了。結果他們就戳過來，結果就戳到我的下身，我的下身就受了重傷。流血很多很多，我就昏迷了。
“那麼邊上其他的群眾呢，我們的學生，老師學生也一起衝出來，就把這些農民給嚇走了。然後他們看見我躺在地上，就把我抬走了。把我抬到十幾公里以外的永榮礦務局去了，我就受到了搶救。”
然而到了1968年，毛澤東真地要制止武鬥了。
高文謙說：“那麼到了68年的時候或者說67年9月份以後，毛巡視南方之後提出來大聯合了。他在當時判斷啊，劉鄧大體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陣線也都分明瞭。各省該保誰，該打誰在中央那邊，線已經劃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下面這兩派，你放縱起來以後，他們並不聽招呼，這個歷史還有一個慣性吧。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毛就是苦口婆心講，要大聯合，可是沒有人聽啊。
“所以毛那個時候也是非常急呀。而毛當時自己設的時間表，到了1967年7、8月間，他講文革就是三年嘛。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三年掃尾。到了68年的時候，整個的局勢是各地的武鬥打得不可開交，久拖不決的局面。所以毛當時就反過來又要大聯合了。”
1968年7月3號和24號，中共分別發佈了關於制止武鬥的“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
1968年7月27號，毛澤東親自下令組織3萬多名工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強行進入當時武鬥激烈的清華大學。以蒯大富為首的造反派組織並不知道這些工人是毛澤東派來的，於是進行了抵抗，結果打死工宣隊員5人，打傷731人。
7月28號淩晨，毛澤東緊急召見了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和王大賓等“五大紅衛兵領袖”，和他們談了五個小時。當年預祝全國全面內戰的毛澤東現在祭出“人民”制止武鬥了。他說，“現在......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也不高興。”他警告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毛澤東最後這句話也不是戲言。
記者問：“後來軍隊實際上對一些造反派還是進行了鎮壓，比方說，大概最著名的，就是對廣西的那個派，叫做‘四二二派’吧，對那個派鎮壓，據說殺了很多的人。這又怎麼解釋呢？”
高文謙說：“這裡邊我覺得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四二二’在中央看起來是極端派，已經出了那個格了。所以可以採取這麼一種方式了。而且是在苦口婆心，開過多少次會勸說都不解決問題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最後採取了斷然的措施，這樣才給壓下去。就跟制止清華武鬥那是一樣的。最後那是工宣隊那邊整個是開了手了，整個是把蒯大富的那個‘清華井崗山’打得落花流水，蒯大富渾身是泥，跑到人民大會堂，到毛的面前就下跪，就哭呀。實際上這完全是毛在那兒導演的這齣戲。”
畢竟，中國軍隊一直處於毛澤東的直接控制之下。畢竟，毛澤東當時是“一句頂一萬句”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利用軍隊的武力和領袖的號召力，恩威並用，終於克服了一度失控的局面，在1969年基本上結束了這場全面內戰。
不過，毛澤東清楚，武鬥是自己支援的，武鬥中殺人的和被殺的喊的都是“毛主席萬歲”。因此，對於參與武鬥的人，毛澤東也極為寬大。例如，四川省榮昌縣武鬥中曾經出現過大屠殺。
朱學淵說：“一個星期之內，被殺死的人大概就有150個人左右。據我所知就抓了他這麼一個人(指榮昌縣武裝部長張服伍)。殺了一百多人，就抓了他這麼一個人。”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我手頭有中共批轉的關於廣西打死人的文件。廣西殺人當然是最殘忍的一種殺人。不是一般的你開槍呀。他這個是屠殺了。比如說殺俘虜。比如說把人家剖堂呀，或者是在一個人毫無反抗能力的情況下把人家打死。即便是證據確鑿的殺人，它也是幾條，就是說，宜粗不宜細，就是不要去追究了。宜寬不宜嚴。所以一般說來，就沒有殺了人被槍斃的。廣西這麼厲害，吃人的人啊，都沒有被槍斃。”
毛澤東在1968年平息北京清華大學武鬥時親自召見了紅衛兵領袖，一方面命令他們停止武鬥；另一方面對他們個人加以保護，包括當場命令釋放工宣隊進入清華大學時抓的武鬥學生。毛澤東還特別提醒中共高級官員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了，不要又整他們。”毛澤東這些做法與其說是帶有人情味，還不如說對參與武鬥的造反派的安撫和縱容。
文革三年左右的武鬥，到底死了多少人呢？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報導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報告中說，“武鬥中死亡23萬7千余人，703萬餘人傷殘。”
中國當代歷史研究專家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數的一家之言》一文中估計，文革武鬥的死亡人數大約在30萬人到50萬人之間。
生靈涂炭在混亂中開始，在混亂中結束。
在這場中國人奇怪的內戰當中，也許只有一個人始終清醒，始終保持著明確的目標，就是要在“從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的過程中清除異己，鞏固統治。他，就是一手導演這場內戰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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