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西藏、香港和澳門。關於西藏的部份、關於香港的報告和關於澳門的報告附於本報告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權力核心。 政府、警察和軍隊高層的幾乎所有職位都由共產黨員擔任。 最高權力屬於由24名成員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由9名成員組成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總書記胡錦濤身兼三個最有權力的職務，即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共產黨的權威主要依賴於政府維護社會穩定的能力；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倡導；共產黨對人事、媒體和安全機構的控制；以及該國13億公民中大多數人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 民政當局總體上對安全力量保持著有效的控制。
雖然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但中國政府的人權記錄仍然不佳，而且在某些地區甚至發生了惡化。 涉及監控、騷擾、拘留、逮捕和監禁記者、作家、活動分子和辯護律師的重大案件層出不窮，其中許多都致力於根據法律行使自己的權利。 政府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限制不斷增強，包括對互聯網實行更加嚴格的控制和審查。 地方和國際非政府組織（NGO）仍然面臨不斷增強的監督和限制。 與以前一樣，公民無權改變政府。其他嚴重侵犯人權的問題包括法外殺戮；對犯人虐待且刑訊逼供；強迫勞動，包括監獄勞動。 由於共產黨和國家對法院和法官實行嚴格的政治控制，繼續實行不公開審判和行政拘留，法律改革繼續停滯不前。 經常在宣判有罪或上訴失敗的當天立即執行處決。 正當程式的缺乏以及對律師實行的新限制進一步阻礙了法制化進程。 對於個人和團體，特別是那些被認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個人和團體，其集會自由、從事宗教活動的自由(包括 2005年實施的宗教事務條例強制措施)、以及旅行自由都繼續面臨嚴格的限制。 政府繼續強制執行限制生育政策，在某些情況下導致強迫墮胎和絕育。
政府未能為難民提供足夠的保護，強制遣返北北韓人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影響人權的嚴重社會條件包括地方的腐敗、人口販運、對婦女、少數民族和殘疾人的歧視。 政府繼續嚴厲壓制西藏、新疆少數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在新疆，指控維吾爾族人從事分離主義活動而對其審判並處以死刑的情況依然存在。
政府繼續進行刑事和司法改革。 中國最高級別的法院──最高人民法院（SPC）開始實施新的受理死刑案件的上訴程式，並採取具體措施收回省級法院的死刑判決復核權。 7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新法規，規定了起訴政府官員濫用權力案件的具體標準，並說明警察在使用酷刑進行刑訊逼供時應做出解釋。
尊重人權
第1部份：尊重人格的完整，包括不受以下行為的侵犯：
a. 任意或非法剝奪生命
雖然沒有關於監禁中死亡的官方統計，本年度仍發生過出於政治目的以及任意、非法的殺人事件。
9月30日，朗喀巴山口的人民武裝警察向試圖穿越中尼（尼泊爾）邊境的70名西藏人開槍，打死一名17歲的尼姑克桑楠措，並打傷多人 (見西藏附錄)。
2005年12月，警察打死了至少3名廣東省東州村的抗議者。 村民聲稱，有多達20人被準軍事防暴警察槍殺，另有大約40人失蹤。 政府稱警察是在抗議者向其投擲爆炸物之後開槍的，並宣稱只有3名抗議者死亡。 5月24日，13名東州村村民被指控在抗議活動中犯下罪行，而被判處有期徒刑3到7年。 有4名官員被處以內部警告，但只有一名當地檢察院副檢察長被撤職。
涉及死罪的案件審判有時嚴重缺乏正當的程式，而上訴也是名存實亡。 有些處決在宣判有罪或上訴失敗的當天就執行了。 過去幾年，據報導，一些維吾爾族人被當局指控為分裂主義分子並被處決，但有些觀察家指出，這是出於政治動機（見第1.e.和第5部份）。 政府認為其執行的死刑判決數量是國家秘密。 但是，2004年3月，一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聲稱，每年有接近10,000起死刑是“立即執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官員認為這一數字有所誇大。 國外專家估計中國每年被人執行死刑人數為5,000至12,000。 媒體報導稱，死刑處決中大約10%的犯人是因為經濟犯罪，特別是貪污腐敗。 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實施新的上訴受理程式，要求對所有的死刑案件進行復查，從而強化了死刑判決復核權，並收回了省級法院的死刑判決復核權。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聯合解釋，制定了地方法院和檢察院審理死刑上訴的具體指南。 最高人民檢察院新增三個法庭，雇用了數百名人員專門審理死刑判決，但到年底，尚未開始行使其收回的復核權。 最高人民檢察院尚未發佈司法解釋，來解決死刑復核流程中尚未解決的問題，並說明其最終審查的程式(見第1.e.部份)。
b. 失蹤
非政府組織稱，雪域藏人網站的管理員次旺羅布（Tsewangnorbu）音信全無，此前甘肅省安全部門關閉了該網站。 他至今下落不明。 10月，據稱施曉渝在浙江省被拘押，此前他在網上曾發表過關於勞動糾紛的文章，他至今下落不明。 2月，來自上海的請願者陳小明被警方拘留，他至今下落不明。
到年末，政府沒有對在1989年天安門暴力鎮壓示威過程中造成的死亡、失蹤和監禁提供全面可信的統計。
c.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
法律禁止監獄看守為獲得供詞而刑訊逼供、侮辱被關押人人格，以及毆打或唆使他人毆打被關押人； 但是，警察和其他安全機構部門在對待一些被關押人和犯人時，仍然採取了酷刑和有辱人格的方式。 聯合國酷刑問題報告員曼弗雷德·諾瓦克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3月報告稱，酷刑的廣泛使用是因為系統中存在制度缺陷，缺乏司法獨立性，向警察施壓破案，給了他們在逮捕和拘留問題上廣泛的酌處權。
曾經有被關押者提供了可信的報告稱，官員們採用了電擊、毆打、腳鐐以及其他虐待形式。 1月，來自安徽省的4名在押青少年被釋放。 有媒體報導，當局正在調查涉嫌刑訊逼供這些青少年而使其屈打成招的三名警察。 警察官員承認，對這一青少年案件處理不當。 6月，當局指控維吾爾族女商人熱比婭·卡德爾的三個兒子阿裏木、阿不力克木和卡納爾·阿不都熱依木犯有國家安全和經濟罪。 當局毆打了阿裏木、阿不力克木，在報導稱其遭到酷刑折磨後，阿裏木承認了對他的指控。 據報告2005年10月，吉林省長春市法輪功信徒劉博揚和王守慧在關押期間死於警方的酷刑。 據稱，北京籍請願領導者葉國柱在獄中遭到酷刑和虐待，包括遭到電棍毆打，懸吊在天花板上，鎖銬，長期被關押在極端惡劣條件下。 據稱，內蒙古文化活動人士哈達也遭受了酷刑。 在所有的酷刑審訊報導中，大約有一半發生在審判前刑事拘留中心或勞動教養中心。
２月，司法部制定了對毆打或唆使他人毆打囚犯的獄警和勞教警察的懲罰措施。
３月，聯合國酷刑問題報告員諾瓦克重申了他先前的發現，酷刑在中國仍廣泛存在。 諾瓦克在報告中指出，最普遍的酷刑是拳擊，用棍棒以及電棍毆打等。 他還發現，囚犯仍會遭受煙頭燙傷、長期單獨關押、浸沒在水或污水中，而且他們還會長期被關押在極端惡劣條件下，不得接受治療，被迫從事重體力勞動。 死囚區內的犯人每天24小時都帶著腳鐐或手銬，遭到系統虐待，以摧毀被關押者的意志，直到他們招供。 據諾瓦克稱，官員們針對的特定目標包括一些家庭教會團體的成員、法輪功信徒、西藏人以及維吾爾族囚犯。 諾瓦克發現，預防酷刑的程式性措施和實質性措施不足。
自1999年開始鎮壓法輪功以來，估計有幾百名至幾千名法輪功信徒在關押過程中死於酷刑、虐待和疏忽（見第2.c部份）。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曼弗雷德·諾瓦克于3月報導，法輪功修練者佔政府在押人員中遭受酷刑者的66%.
公安部（MPS）開始對警察審訊殺人和有組織犯罪案件的過程實施聲頻與視頻監控，防止刑訊逼供情況的發生。 5月，政府打擊刑訊逼供的活動結束。 此次活動曝光了3,700多起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的案件，有1,924名政府官員被起訴，1,450人被宣判有罪。
11月29日，深圳市公安局在一次“公開羞辱”活動中，懲治了受到指控的妓女和老鴇。 官員將這些婦女押到冷嘲熱諷的人群面前當街示眾，用揚聲器公佈了她們的名字和所犯的罪行，然後未經審判直接判處她們行政拘留。 據報導，此次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勸阻這些婦女不再賣淫，並脅迫資助妓院的人員。
據報告，在一些拘留中心出現了性虐待和身體虐待以及敲詐勒索的情況。 法輪功活動人士報告，警察強姦女性修煉者，其中包括2005年11月份在河北省涿州市東城坊派出所發生的兩名婦女在拘留期間被強姦的事件。
據國外的研究人員稱，中國設立了20個安康機構（保安嚴密的精神病院，用來關押犯罪的精神病人），直接由公安部負責管理。 被送到這些機構的人員沒有任何途徑反對公安官員做出的精神病結論。 一些持不同政見者、長期上訪者和其他人與精神病人一起被關押在其中， 據報導，這些醫院違背病人的意願用藥，並強迫使用電擊治療。 關於將個人關進安康精神病機構的規定模糊不清。 有可信報告指出，本年度許多政治犯和工會活動人士、地下宗教信徒、反復上訪者、被取締的中國民主黨黨員和法輪功分子都被關進此類機構中。 其中包括王妙根、Wang Chanhao、Pan Zhiming和Li Da，據稱，他們被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安康機構中。 據報導，被判處行政拘留的活動分子被綁在床上或其他器物上數日，遭受毆打，被強迫注射或喂藥物，沒有食物，不得使用衛生設施。
監獄和拘留中心條件
根據2005年的官方統計，司法部管理著700多座監獄，收押著180多萬名犯人。 另外還有大約30座青少年監獄關押了大約22,000名青少年犯人。 中國還有幾百座行政性的拘留中心，由各個負責治安的部門管理，與正式的法院系統沒有關係（見第2.d.部份）。
關押政治犯和普通罪犯的刑罰機構條件惡劣且不斷惡化。 關押犯人和被關押者的地方非常擁擠，衛生設施簡陋。 一些地區監獄容量矛盾日益尖銳。 食物不夠且品質低劣，許多被關押者只能依賴於親屬提供的額外食物和藥物；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還被禁止接受此類物品。
本年度，海外醫療和法律專家的新報告宣稱，政府未經同意便切除已處決犯人的器官。 政府至少收到一個家庭的正式投訴，宣稱他們的兒子被處決後，屍體送回親屬埋葬之前，其器官已經被切除。 2005年7月，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承認，中國用於移植的絕大多數器官來自被處決的犯人。 衛生部明令禁止買賣人體器官和組織，要求對死者器官捐獻的處理必須“符合社會倫理道德規範”。但7月開始實施的新法規關注的重點是器官交易（指個人自願出賣自己的器官，這在中國還不多見），對舊法規未做修改（舊法規規定，如果不能認領屍體掩埋，切除該屍體器官是合法的）。 批評家指出，該法規適用隸屬於衛生部的醫院，而非軍隊下屬醫院。據稱，軍隊醫院可為外國人進行器官移植手術。
為犯人提供充份、及時的醫療保健，仍然存在嚴重的問題，儘管官方保證犯人有權得到及時的治療。 勞工活動人士肖雲良身體狀況非常不好，但仍被關押在監獄裏。 其他存在健康問題的犯人，包括民主人士秦永敏、華棣、王森和何德普；互聯網作家楊子立和羅永章；勞工活動人士胡石根和張善光；內蒙古活動人士哈達；外國居民楊建利和王炳章；以及宗教囚犯張榮亮、劉鳳剛、徐永海、龔勝亮。
承認有罪是獲得一些監獄特權的前提，其中包括購買監獄外的食品、打電話，以及得到家人探訪。 監獄官員常常剝奪一些拒絕認罪犯人的特權，其中包括政治犯。
例如勞教所之類的行政拘留單位，其條件和監獄條件類似。 在行政拘留和勞教所中都曾發生毆打致死的事件。
法律規定，除非監獄設施不足，否則少年犯應與成年犯人分別關押。 但實際上，兒童有時與成年犯人關在一塊，並被迫進行工作（見第1.d. 和6.c.部份）。 政治犯彼此隔離關押，並且和普通罪犯共處一室，普通罪犯有時在看守的教唆下毆打政治犯。 新來的犯人或拒絕認罪的被關押者特別容易受到毆打。
政府一般不允許對監獄或勞教所進行獨立監督，而且大多數國際人權組織無法接觸到犯人。 2005年7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紅十字委員會）獲准在北京設立地區代表處，但政府並不允許紅十字委員會探訪監獄。
d. 任意逮捕或關押
任意逮捕或關押的問題仍然很嚴重。 法律允許警察或安全部門不經逮捕或指控對個人進行拘禁。 由於政府嚴格控制資訊，所以不可能對遭到任意逮捕或關押的總人數進行準確判斷。 據2005年的官方統計，共有50萬人關押在310所勞教所中。 2004年，專門的行政拘留設施中關押了35萬多名犯人。 政府還把一些法輪功分子、請願者、勞工活動人士以及其他人士關押在精神病院。
警察和安全機構的作用
安全機構包括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人民武裝警察、人民解放軍以及國家法院、檢察院和刑罰系統。 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負責內部安全。 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官員承認，法院和檢察官經常在政策問題上以及有些個案中受制於安全部門。 人民解放軍負責外部安全，但也承擔部份國內安全職責。
公安部協調國家的執法，其行政組織劃分成地方、縣、省以及專門的警察機構。 最近加強了對歷史上一直比較薄弱的執法機構的規制和管理；但是，司法監督還存在局限，而且缺乏制衡。 地方級別的腐敗廣泛存在。 據報告，有警察威脅受害人，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對個人實行關押，向被指控犯罪的個人隨意收費，以及對受害人和犯罪人實施精神和肉體迫害。
最高人民檢察院承認，執法過程中的虐待現象仍然普遍存在。 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起訴濫用權利官員的新標準。 據國內媒體報導，有多位公安官員被指控將其監管下的在押犯人毆打致死。 但是，對行為不端不調查通常只會在事件被公開、受到公眾壓力和受害者親屬不斷向政府請願的情況下才會展開。 7月，一名最高人民檢察院發言人說，存有許多檢察院不敢插手的濫用職權案例。
逮捕和拘留
公安機關擁有行政拘留權，因而無需法院批准的逮捕證就可以拘留嫌疑人。 拘留犯罪嫌疑人後，檢察機關無需法院批准便可正式逮捕嫌疑犯。 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只允許極少數犯人保釋出獄。 在正式提出指控之前，犯人約見律師的權利受到限制，而且律師在正式指控提出之前不能與關押者談論案件的實質性問題。
政府經常用行政拘留來恐嚇政治活動分子，防止公眾示威遊行（見第2.b.部份）。 政府正在改革行政處罰系統，但改革的目的是將其法律化，而不是廢除。 3月份，新的公共秩序《治安管理處罰法》開始實施。 該法規定，必須對拘留決定做行政審查，禁止對未成年人、老年人、孕婦以及哺乳的婦女實行行政拘留，規定了最長審訊時間，並將此類拘留的最長期限修改為20天。 但該法還制定了更為嚴厲的處罰規定，並添加了165項適用於行政處罰的新罪行，其中包括非法集會、以宗教的名義擾亂社會秩序、侵犯隱私和引發種族或國家對立或歧視的出版物。 警察繼續在不允許接觸家人或律師的情況下關押個人，而且一些審判仍在秘密進行。 被關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他們的法律代理人以及近親屬有權提請保釋；但是，實際上很少有嫌疑犯被保釋候審。
超期非法羈押仍然是一個問題。 1月份，政府向聯合國特別報告員諾瓦克報告說，目前沒有超期羈押超過三年的重大案例，羈押犯人超過法定期限的案例達到歷史最低點。 5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承認，超期非法羈押仍然是一個問題，而且當局濫用法律條款來掩蓋這一問題。 執法官員繼續在沒有提出正式指控或進行正式審判的情況下，長時間拘留公民。 一些政治敏感人士被關押的時間超過了法律規定的最長關押期限，具體被關押時間視案件的不同階段而定。 一些案件中，負責調查的安全特工或檢察官反復延長羈押時間，導致審前關押達一年之久甚至更長。
政府實施了禁止與外界接觸的監禁。 法律要求拘留後24小時之內通知其家人，但是個人常常被關押很長時間而未通知其家人，特別是政治敏感的案件。 根據一項籠統的除外規定，如果會“阻礙案件調查”，警官可以不必進行通知。 在某些案件中，警察對沒有直系親屬的犯人更加粗暴。
據報導，被關押而未進行通知或嚴重拖延通知的公民包括艾滋病活動者胡佳、盲人法律活動者陳光誠、律師朱久虎、請願推動者侯文卓、作家郭飛雄（又名楊茂東）。 2月16日，胡佳被拘留並被禁止與外界聯繫長達41天，直到3月28日(見第1.d. 和 4部份)。 在胡被關押期間，警方審問了他與維權律師高智晟的聯繫情況。 8月15日，高也被拘留，政府當局禁止他與外界接觸。
法律允許不合司法制度的委員會，即勞教委員會，未經審判判處在押犯三年勞教或其他形式的行政拘留。 勞教委員會有權將刑期延長一年。 被告有權按照《行政訴訟法》起訴勞動教養的決定，提請減刑，或緩期執行（見第1.e.部份）。 但是上訴很少成功。 其他許多人被以類似形式拘留關押，即“拘留教養”（針對妓女和皮條客）和“拘留管教”（針對犯罪的未成年人）。 政府經常用行政拘留來恐嚇政治活動分子，防止公眾示威遊行（見第2.b.部份）。 一種特殊形式的改造中心被用來拘留那些已經完成勞動教養刑期，但當局決定繼續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
當局以泄漏國家秘密罪、顛覆罪和普通犯罪為名進行逮捕，以鎮壓持不同政見者，壓制社會主張。 也有根據內容廣泛且含糊的涉及國家秘密的法律而關押起訴公民的情況，如泄漏刑事審判、會議以及政府活動的消息。 相關資訊可以被政府倒推為國家秘密。 本年度，許多互聯網上寫作的公民因被指控涉及國家秘密和顛覆而遭關押(見第2.a.部份)。
本年度，特別容易受到任意拘留或逮捕的對象包括現任和前任中國民主黨活動人士、法輪功練習者、國內外記者、未登記的宗教人士以及前政治犯及其家人。 本年度，高智晟曾多次被拘留和訊問。 據報導，當局于8月15日將高智晟從山東省他姐姐的家中誘騙出來，並一直將其關押。 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軟禁在北京的家中。 11月24日，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北京購物時遭到當地官員的襲擊。 2月份，活動分子胡佳在發動絕食抗議政府濫用職權後失蹤。 政府官員將胡佳關押在一處秘密地點。官員們將胡關押長達41天，既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式，也沒有通知他的家人(見第1.b.部份)。
針對持不同政見者、獲釋的政治犯、政治犯家屬、上訪者、地下宗教人士以及其他被認為是政治敏感人士，政府將軟禁作為非司法性的處罰和控制手段。 在一些案件中，軟禁還涉及不間斷監視，但是被軟禁的目標可以偶爾獲准離家工作或辦事。 在離開家時，被軟禁的對象一般會受到監視，但並不總這樣。 軟禁嚴厲程度不同，但有時包括完全隔離在家中，或鎖在有門衛站崗的某處寓所。 在某些情況下，安全官員會完全擾亂軟禁家庭的正常生活，而不僅僅是從週邊實行監控。
前高級領導人趙紫陽2005年1月在北京逝世，他因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支援學生而被軟禁超過15年。 趙的前助手鮑彤還在家中處在類似的監視之下。 2005年9月，雙目失明的法律顧問、計劃生育問題的揭發者陳光誠未被指控或審判，卻被軟禁在家中長達9個月。 地方當局直到6月10日才正式通知陳光誠他被判處刑事拘留 (見第1.e.部份)。 6月5日，活動分子兼律師鄭恩寵被監獄釋放，但依然被軟禁。 本年度幾名地下天主教的牧師和主教被施以不同期限的軟禁。 其中期限最長的是蘇志民主教，據報稱，自1997年起他就被以軟禁的形式關押在河北省保定市。 6月，有媒體報導，蘇志民主教已在關押期間死亡，但消息尚未得到證實。 政府沒有對該報導做出回應。
警方繼續在政治事件敏感期進行監控、騷擾，並拘留公民，其中包括趙紫陽的一週年忌日（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週年紀念（10月）。 新疆當局利用軟禁和其他形式的任意拘留來打擊被稱為“三股惡勢力”的極端主義、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 因為當局沒有認真甄別支援獨立的和平活動、“非法”的宗教活動和暴力的恐怖主義，所以很難確定搜捕、拘留、逮捕或司法處罰是否針對了和平追求政治目標、追求崇拜，或是從事暴力活動的人士（見第5部份）。 本年度在不同時間被軟禁的其他人士包括天安門活動分子Qi Zhiyou、互聯網作家Liu Di、地下天主教的Jia Zhiguo主教和Wei Jingyi主教、“天安門母親”組織的成員和“自由獨立寫作筆友中心”的成員。 一些在押政治犯的親屬據報也遭到軟禁，或以其他形式被監視。
政府官員採取多種多樣的策略來阻撓代表敏感客戶的律師工作，包括非法拘留、取消律師資格、恐嚇、禁止對案件進行公開審判和身體虐待。 根據法規規定，如果委託人作偽證，可以由辯護律師為此承擔責任，檢察官和法官對什麼是偽證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 據全國律師協會稱，自1997年起，有500多名辯護律師被拘留， 雖然80%以上都被無罪釋放，但這種起訴極大地打擊了律師為有爭議案件辯護的意願。 1990年，北京律師每年平均接手刑事案件2.64起；到2000年，這一數字下降到0.78起。 2004年，全國律師平均僅處理刑事案件0.72起。
6月10日，因為揭發地方官員在計劃生育方面的虐待行為而被軟禁9個月之後，盲人法律活動人士陳光誠被正式逮捕。 在陳光誠試圖起訴以虐待罪指控當地官員後，當地官員又多次對其施虐。 官員還恐嚇聯合為陳辯護的律師和法律專家。 6月和7月，地方當局阻撓律師收集證據為陳光誠辯護。 在8月18日對陳光誠進行審判的前一天晚上，地方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拘留了陳的律師，後來該指控被撤銷。 第二天，法院指定給陳光誠的律師表示認罪。 8月24日，法院以妨礙交通、唆使他人毀壞公共財產等可疑罪名，判處陳光誠有期徒刑四年零三個月。 陳光誠的案子後來被發還重審。重新開庭後，由其自己的律師為其辯護。 但法院在復審以及後來的上訴中都維持了原判。
2月，律師唐荊陵在看望了郭飛雄後，遭到暴徒毆打。郭飛雄因為幫助村民召回民選的廣東省太石村領導，而遭到軟禁。 警方拒絕調查此事。 4月，已經在另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唐被吊銷了律師執照，遭到事務所開除。
根據法律，警察最長可以單方面關押個人37天，之後決定釋放或者正式逮捕。 在嫌疑犯被逮捕後，法律允許警察和檢察官將其關押7個月，同時由公安機關對案件進行進一步的調查。 如果公安機關將案件提交檢察機關，提請檢察機關決定是否提出指控，那麼法律還允許將嫌疑犯再關押1個半月。 如果決定提出指控，當局還可以在指控與審判間隔期間，再拘留疑犯1個半月。 但實際上，警察拘留疑犯的時間大大超過了法律規定的期限。 一些案件中，負責調查的安全特工或檢察官反復延長羈押時間，導致審前關押達一年之久甚至更長。 還不能確定有多少其他的犯人也受到類似的關押。 北京當局從2004年9月17日開始關押《紐約時報》研究員趙岩，直到6月16日才開始正式審訊。 當局宣稱，審前超期關押符合特別期限的規定，但趙岩及其律師均表示超期審前拘留是非法的。
e. 拒絕公正公開審判
法律規定法院獨立行使司法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干涉。 但是，實踐中司法並不獨立。 司法要受到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指導，其領導人利用各種方式指示法院進行裁判，特別是在政治敏感的案件中。 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經常干預司法系統，指揮法院的決定。 審判法官在各法院審判委員會的指導下進行個案審判。 此外，中國共產黨的政法委員會包括警察、安全、檢察院和法院的代表，有權審查並影響各級司法的法院活動；在某些情況下，委員會有權更改法院的判決。 人民代表大會也有權改變法院判決，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腐敗經常影響到司法判決，對腐敗的抵制非常不明確且執行不力（見第3部份） 2005年，有378名法官因受賄受到調查，其中66名被證實有罪。 地方政府有權在相應司法結構級別任命法官。 法官由政府機構提供法院經費和工資，而且任免也由其決定地方當局經常對自己任命和負擔經費的法官施加不正當的影響。
最高人民法院下面按順序依次是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 這些法院處理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其中包括對警察和安全官員利用勞動教養以及其他行政拘留等形式的決定的上訴。 處理軍事、海事和鐵路運輸的案件有專門的法院。
中國共產黨利用一種稱為“雙規”的約束形式對待違反黨紀者，但是有報告稱對非黨員也採用了這種做法。 “雙規”類似于軟禁，可以未經司法介入或監督而加以實行。 “雙規”要求接受調查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指定的地點接受一段時間的訊問。 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有關“雙規”的法規，不得對被調查人員進行體罰，必須尊重黨員的人格，在違法行為被證實之前他/她仍應視為黨的同志。 由於缺乏任何法律監督，實際操作中是否遵守了這些法規還不得而知。
審判程式
審判由一名法官主持，通常還伴有“人民陪審員”，即法院請來協助決策的普通人。 根據本年度公佈的統計數據，共計有48,211名人民陪審員。 根據法律，人民陪審員擁有和法官類似的權力，但是實踐中他們服從於法官，並且沒有獨立行使類似陪審團一樣的職責。
法律規定大多數嫌疑犯有權在被拘留和審問的初期尋求法律幫助，儘管警察經常規避了被告尋求律師的權利。 面臨行政拘留的個人無權尋求法律幫助。
政府擴大了法律援助的範圍，要求當局告知刑事被告他們尋求法律援助的權利。 刑事和行政案件仍然有權獲得法律援助，但是70%甚至更多被告還是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接受了審判。 根據司法部的統計，今年上半年共有124,800個案件獲得了法律援助。 但提供司法援助的律師人數仍然遠遠不能滿足需要。 在許多地方，法律援助的唯一選擇是沒有律師資格的法律顧問和政府工作人員。 根據政府統計，在3,155個法律援助機構中，有10,000多人提供法律援助。 新的規定要求律師事務所和私人律師提供法律援助。 2005年，法院共免除了超過1.58億美元（12.7億人民幣）的訴訟費。
政府雇用的律師往往不願意在政治敏感性的案件中代表被告，而被告則常常發現很難找到律師。 在政治敏感事件的被告能夠找到律師的情況下，政府官員有時會阻礙律師的有效代表權。 6月至8月，地方當局阻礙律師為陳光誠辯護，並在審判前拘留了陳光誠的律師。 在審判期間，法庭指派的辯護律師承認了大多數對陳光誠的指控(見1.d.部份)。 初審後，一些官員阻礙陳光誠的律師進行調查。 在一些敏感的案件中，律師不能在審前見到他們的委託人，而且被告和律師不許在審判中發言。 在實踐中，常常是直到案件轉到法院時才為刑事被告指定律師。 例如，政府官員于8月15日以“涉嫌犯罪”為由拘留了著名的維權律師高智晟，隨後剝奪了他尋求律師的權利，從而使他的律師代理權流於形式。 後來，官員宣稱高智晟拒絕了律師代理權。 據可靠報告，即使是不敏感的刑事案件，每七個被告中也只有一個人獲得法律代理。
允許被告和原告對質的機制是不恰當的；據專家介紹，只有百分之一到五的審判有證人出庭。 在大部份刑事審判中，只有檢察官宣讀證人陳述，被告及其律師根本沒有機會質疑。 在刑事案件中，大約有95%的證人不會出庭出證，部份原因是因為害怕報復。 儘管刑事訴訟法規定審前證人陳述不能作為指控的唯一基礎，但政府官員在執法過程中卻過份依賴這些陳述。 辯護律師無權強迫證人作證或要求公佈發現的內容，儘管他們可以申請獲得政府持有的與本案相關的證據。 在實踐中，審前獲得的資訊嚴重不足，被告常常缺少足夠的機會來應對審判。
刑事司法系統傾向於推定犯人有罪，特別是在高層案件或政治敏感案件中。 一審刑事案件中的有罪判決比例有小幅增長，2005年依然保持在99%以上。 在許多政治敏感的審判中，審判時間很少持續幾個小時，法庭在庭審後馬上發放有罪判決書。 拒絕認罪的被告常常受到比坦白者更嚴厲的判決。 上訴程式是存在的，但是上訴很少能夠推翻判決。 上訴程式沒有提供充份的復核途徑，而且也沒有足夠措施保證被告權利不受侵犯。 在全國範圍內，上訴改變原審判決的比例僅佔所有案件的0.36%，包括被判死刑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規定所有審判應向公眾公開，除非特定的例外情況，例如涉及國家秘密、隱私和未成年人的案件。 當局利用涉及國家秘密案件的法定例外規定向公眾封鎖政治敏感案件的進展情況，有時甚至連家屬也被封鎖在外，並且非正當地剝奪了犯人尋求辯護律師的權利。 根據規定，持有效證明的外國人擁有同中國公民一樣參加審判的權利，但是實踐中，外國人只有獲得邀請才能參加庭審。 同過去幾年的情況一樣，外國外交官和記者希望獲准參加許多審判，但結果僅導致法院官員將這些案件重新定性為“國家秘密”，在所有席位上都安排上安全工作人員，或以其他方式對公眾封鎖。 有一些審判進行了轉播，法庭審判成了定期電視節目。 個別法院在互聯網上公佈其判決書。
沒有對抗性訟訴制度，沒有無罪推定，並且法官和檢察官非常典型地使用了糾問式的提問方式審訊往往作為唯一證人的被告。 法律沒有規定沉默權，沒有一罪不再審的規定，沒有可以引用的規定證據類型的法規。
警察和檢察官經常無視法律關於正當法律程式的規定。 在死刑案件中，缺乏正當程式的情況尤其惡劣。 死刑罪名至少有68種，其中包括非暴力性的經濟犯罪，例如偽造貨幣、貪污和賄賂。 執行死刑和宣判往往在同一天。 2月，廣東省高級法院宣佈，搶劫箱包案件也可判處死刑。 在此之前，最高刑期只是三年。
2005年報導了許多涉及兇殺案的冤假錯案之後，最高人民法院將死刑判決復核流程改革作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年度，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實施新的受理死刑案件的上訴程式，以期收回省級法院的死刑判決復核權。 最高人民法院新增了三個法庭處來處理死刑復核事宜，一些省級高等法院開始在死刑案件中實行聽證制度。 政府還加強了包括法律援助中心在內的機構建設，幫助公民實現其合法要求。
政府認為執行死刑的數量屬於國家秘密。 雖然過去政府處決了少數犯罪時不滿18歲的罪犯，但已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和孕婦應免除死刑判決。
法院缺乏獨立性，也沒有判斷法律是否合憲的權力。法律規定，任何組織或個人可以對其認為違反《憲法》的法律和規定提出質疑，但涉及《憲法》的質疑首先要同被質疑規章的起草部門進行討論，並且只能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起申請。 相應地，律師沒有遇到多少在訴訟中援引《憲法》的機會。
政治犯和被關押者
政府官員繼續否認關押了任何政治犯，聲稱當局沒有因為政治或宗教觀點拘留任何人，關押只是因為他們違反了法律；但是，當局卻在繼續因為政治和宗教原因囚禁公民。 數萬名政治犯仍被關押，一些被關在監獄中，其他被關在勞教所，或被行政拘留。 政府不允許國際人道主義組織探訪政治犯。
據西方非政府組織估計，大約有500人因為已廢除的“反革命罪”而被繼續關在監獄中，還有數千人因違反國家安全法而被判刑，中國政府所稱的國家安全法所涉及的罪名類似于反革命。 因為反革命罪而被拘留的人士包括勞工活動人士胡石根；內蒙古活動人士哈達；持不同政見者俞東嶽、張京生和孫雄鷹。 外國政府敦促中國政府審查那些1997年前被控犯有反革命罪的案件，釋放那些根據修訂後已廢除的舊刑法條款而因非暴力違法行為被監禁的人。 到目前為止，尚未開展上述審查。 政府稱反革命犯與其他囚犯一樣有權獲得假釋和提前釋放，但是沒有提供任何證明此說法的證據。
“大赦國際”確定了80多人的姓名，他們都因為參與了1989年天安門示威而現在仍被監禁，或保外就醫； 其他的非政府組織估計有多達200人因為與此有關的政治活動仍被監禁。
本年度仍有許多政治犯關押在監獄中，或以其他形式遭到拘留，其中包括記者趙岩、師濤和姜維平； 互聯網作家楊子立和徐偉； 勞工活動人士姚福信；中國民主黨創辦人之一秦永敏；持不同政見者楊建利；計劃生育揭發人陳光誠；蘇志民和其他地下天主教的主教；家庭基督教活動人士張榮亮、蔡卓華和劉鳳剛；維吾爾族人拖乎提·吐尼雅孜和迪力克斯·鐵力瓦爾地；西藏人晉美嘉措、丹增德勒和根敦確吉尼瑪；以及內蒙古文化活動家哈達。 政治犯獲得假釋和減刑的比率一般比普通犯人少得多。
刑罰包括從獄中獲釋後的一段固定時間內“剝奪政治權利”，其間個人被剝奪其他公民所享有的、已經非常有限的言論和結社自由權。 曾經被監禁的人有時還發覺自己的社會地位、就業能力、旅行自由和獲得居住許可以及社會服務的機會受到嚴重限制。 前政治犯和他們的家屬常常受到警察的監視、電話竊聽、搜查以及其他形式的騷擾，一些人在就業和住房方面受到刁難（見第1.f.部份）。
民事訴訟程式和救濟
對民事案件有決斷權的法院，其司法獨立性常常受到內、外部的限制。 《國家賠償法》規定了針對剝奪刑事權利的行政和司法救濟，例如錯誤逮捕或指控、刑訊逼供，或非法使用武力導致身體受傷。 在民事案件中，主導方經常發現很難執行法庭庭諭，阻礙執法有時甚至嚴重到武力抵抗法院警察。
f. 任意侵犯隱私、家庭、住所或通信
法律規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隱私受到法律保護”； 但是，在實踐中當局經常毫不尊重公民的隱私。 儘管法律要求執法人員在搜查房屋之前應獲得搜查令，但是這一條款經常被置之不理； 而且公安局和檢察院可以不必得到法院同意、審查或考慮而自行發出搜查令。 不斷有關於警察強行闖入的案件報告。
本年度，當局監控了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文本消息和互聯網通信。 當局還拆開、審查國內和國際郵件。 安全部門定期監視並進入住宅和辦公室以接觸電腦、電話和傳真機。 內部安保在所有主要賓館都有相當強的影響，賓館客房有時會被安上竊聽器和遭到搜查，以尋找敏感或私人的材料。
一些公民遭到嚴密監視，其電話被定期監聽或干擾。 當局經常警告持不同政見者和活躍人士、地下宗教人士、前政治犯以及其他政府認為不安定的個人，不要同外國人見面。 本年度警察命令許多此類公民不許會見外國記者或外交官，特別是在重大紀念日的前夕、政府或共產黨重大會議以及外國高層官員訪華期間。 安全人員還騷擾並拘留政治犯的家屬，其中包括跟蹤他們與外國記者和外交官的會面，敦促他們對其親屬的案件保持沉默。 2005年，犯人家屬被阻止或禁止與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見面。
因為城市發展而強迫搬遷的情況繼續存在，本年度一些地方的情況進一步惡化。 對搬遷條件或補償不滿而進行抗議的現象非常普遍，有時甚至有上千人參加，一些組織抗議的領導人在本年度遭到起訴 （見第2.b.和3部份）。 北京的許多搬遷與2008年奧運會的建設有關。 農村地區的搬遷則與一些大型國家工程的要求有關，例如水壩，或者為了商業發展，這些情況導致了數百萬人被迫搬遷。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法律和實踐中仍然存在嚴厲強迫的成份。 法律限制家庭選擇子女數量的權利和每次生育間隔的時間。 對違法者的處罰非常嚴厲，致使一些婦女別無選擇只能流產。 另外，地方官員在執行此政策時存在嚴重侵犯人權的現象。 有報告稱，違反國家法律的強制絕育和流產仍然在農村地區存在。 據報導，本年度，重慶市和福建省的官員強迫婦女絕育。 6月，西方媒體報導，一名懷有一對雙胞胎的婦女為躲避安徽省當局的強制墮胎，在逃跑途中摔倒身亡。
法律對政府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了規範；但是，實際執行情況各地都存在差異。 法律規定已婚夫婦有權生育一個子女，並且允許符合當地和各省規定條件的夫婦申請生育第二胎。 許多省規定婦女在生育第一個孩子後四年甚至更長時間才可以提出申請。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人口基金）的統計，參加人口基金“第5國別計劃” 的30個省的30個縣中，有8個縣廢除了間隔規定，10個縣放鬆了這一規定。 法律要求未獲批准生育孩子的夫婦繳納“社會補償金”，其數額有時高達個人年收入的10倍，法律還優待遵守計劃生育的夫婦。 雖然法律規定官員不得侵犯公民的權利，但是對於不能侵犯哪些權利，以及對侵權的處罰都沒有明確規定。 法律對幫助個人逃避計劃生育的官員規定了嚴厲而具體的處罰措施。
地方一級負責設立並估定社會補償金。 法律要求計劃生育官員在對拒絕繳納社會補償金的家庭採取例如拘留家庭成員，或沒收和破壞家庭財產之類“強制性”措施前應獲得法院批准， 但是，實踐中這一要求並沒有被堅決貫徹。
城市中對計劃生育的監控更加嚴格，只有滿足一定條件的夫婦才可以生育第二胎（例如父母都是獨生子女）。 在佔全國大約60%人口的大多數農村地區（包括居民不滿20萬的城鎮），這一政策較為寬鬆，如果第一胎是女孩或有殘疾，一般允許夫妻生育第二胎。 中央政府的政策禁止使用人身威脅強迫個人墮胎或絕育，但是為達到計劃生育指標而進行人身威脅的報告依然存在。
各省負責執行政府法規。 除西藏自治區（西藏）外，所有省級政府都修改了各自的條例以適應新法律。 例如，安徽省通過法律允許13類夫婦可以生育第二胎，其中包括煤礦工人、一些再婚者以及一些農民伕婦， 像維吾爾族和藏族之類的少數民族也可以生育一個以上的子女。
有七個省規定，如果懷孕違反了本省的計劃生育條例就要“終止懷孕”，這些省包括安徽、河北、黑龍江、湖北、湖南、吉林和寧夏。 另外還有十個省針對計劃外懷孕規定了不明確的“補救措施”，它們是福建、貴州、廣東、甘肅、江西、青海、四川、山西、陜西和雲南。
為了推遲生育，法律設定了女性的最低結婚年齡是20周歲，男性是22周歲。 在大多數省份，單身女性生育還是非法的。 對未婚媽媽要徵收社會補償金。
中國的人口控制政策依賴於教育、宣傳和經濟鼓勵，以及各種威脅性的手段，例如威脅失去工作、降級或繳納社會補償金等。 心理和經濟壓力非常普遍。 根據各省的規定，補償金的數目相當於普通工人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5到10倍。 違反生育限制政策的計劃外生育或幫助他人計劃外生育會受到紀律懲戒，例如開除或降級，失去晉陞機會，開除黨籍（黨員資格是一些特定工作的非正式要求），以及包括毀壞財產之類的其他行政處罰。 對已經有兩個孩子的家庭，父母中的一方常常受到進行絕育的壓力。 這些處罰有時讓婦女實際上沒有什麼選擇，只能進行流產或絕育。 對於遵守計劃生育法律和政策的夫婦有幾種獎勵，其中包括每月津貼和優惠醫療教育福利。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擴大了許多項目，以鼓勵人們減小家庭規模。 例如，在全國範圍內對遵守計劃生育法律的個人提供新的津貼。
法律規定計劃生育辦公室負責利用不明確的“後續”服務對已婚婦女進行懷孕測試。 一些省份還對未定期進行懷孕測試的婦女罰款。 例如，河北省的罰款金額從25美元到62.50美元不等（人民幣200到500元），而河南省罰款金額則從6美元到62.50美元不等（人民幣50到500元）。
各級官員還因為其實現各自行政區域所設人口目標的情況，而受到獎勵或處罰。 但是，地方官員的晉陞仍然部份地依賴於是否達到的人口控制目標。 仍然有零星報告稱，地方官員為了減少本地新生人口數量而侵犯公民的權利。 最令人髮指的報告來自2005年的山東省臨沂市。 國際媒體宣稱當地官員拘留了13萬人，強迫他們接受流產或絕育。 至少有7,000人被強迫絕育。 媒體報導地方官員利用這項非法制度進行收費，並從中獲利。 地方人權活動人士記錄了幾起強行對晚期孕婦進行墮胎的案件。
根據法律，公民可以起訴越權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官員。 但地方官員對臨沂濫用計劃生育政策的揭發者陳光誠實行了打擊報復，卻未受任何懲罰。 8月，陳光誠因妨礙交通和破壞公共財產等可疑罪名被判處四年零三個月監禁 (見第 1.e.部份)。
法律法規禁止因為胎兒的性別而終止懷孕，但是因為計劃生育和偏愛男孩傳統的交叉作用，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許多家庭利用超聲波技術鑒別女性胎兒並且終止此類懷孕（見第5部份）。 第一胎男孩和女孩的出生比例為118.58：100（平均為103和107：100），在一些地區，這一比例更是嚴重失衡。 在全國範圍內，第二胎的男女比率是152比100。 儘管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仍然否認計劃生育與男女出生比例失衡之間存在任何直接聯繫，卻在推廣相關項目，以提高對性別比例失衡問題的認識，並增強對女孩權利的保護力度。
第2部份：尊重公民自由，包括：
a. 言論和新聞自由
法律規定了言論和新聞自由，但是政府在實踐中一般並不尊重這些權利。 政府根據業經修正的《憲法》中規定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認為有許可權制這些權利。 政府繼續威脅、逮捕和監禁許多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個人。 互聯網作家和記者更是打擊對象。 湖南作家師濤和《紐約時報》員工趙岩，以及在香港出生的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程翔（Ching Cheong）仍被監禁在獄中。 8月，程翔在一次封閉的聽證會被提審。11月，北京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他的上述請求。 12月19日，前媒體評論員和高級國家學術機構研究員陸建華在一場全封閉的庭審中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 陸建華最早于2005年12月被拘留，8月以洩露國家機密的罪行被定罪。 政府繼續嚴密控制印刷、廣播和電子媒體，並利用它們宣傳政府的觀點和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本年度，這類控制得到了進一步加強，新規章出臺，使人們更難在互聯網、廣播和出版物上發佈與政府官方媒體不同的觀點。 媒體分支機構受到中宣部的定期指示，必須羅列出不得報導的話題，其中包括敏感的政治議題。 所有的媒體工作人員都收到明確指示，要服從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引導公眾輿論。 這些措施嚴重限制了記者和互聯網作家新聞報導的自由，並導致形成了嚴格的自我審查制度。
只要發表的觀點不質疑共產黨或向海外傳播此類觀點，私人言論的許可範圍繼續擴大。 人們可以不受懲罰地私下或小範圍討論政治議題，對政府的輕微批評是日常言論中隨處可見的話題。 但公開演講、學術討論，以及有媒體報導的會議或公共論壇上的發言仍受到限制。 那些對有爭議話題公開發表與政府立場不同觀點的人士將面臨處罰的危險，處罰包括政府工作單位的紀律處份、警察審訊，甚至是拘押。 這些限制，以及對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更加正式的種種限制嚴重壓制了言論自由。
一些公民不顧政府的限制繼續就有爭議的議題發表意見。 例如，1月廣州教授袁偉時在極受歡迎的《中國青年報》調查專欄──《冰點》上發表文章，號召重新審視敏感的歷史事件，從而導致《冰點》停刊六周。
報導令政府或地方當局不滿話題的記者繼續受到騷擾、拘押和監禁。
1月，北京《產經新聞報》的記者楊小青被拘押，2月楊小青被指控敲詐勒索，6月他被判處1年有期徒刑。 楊小青在這家報紙上報導了湖南省縣級官員的腐敗行為。 其他被關押的記者包括黃金秋、李長青、喻華鋒、李民英、程益中、楊小青和師濤。 據國際非政府組織報導，到本年度末還有32名記者和50名網路持不同政見者被關押在監獄中。
對在外國媒體分支機構中工作的記者和中國僱員進行的拘押日益引起關注，政府試圖恐嚇外國記者和報紙。 8月，北京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的名義判處在香港出生的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程翔（更為人所熟悉的名字是Ching Cheong）有期徒刑五年。 非政府組織報告稱他在正準備對前領導人趙紫陽進行報導時被拘押，政府稱他從境外情報機關收取金錢。 8月，北京法院出人意料地撤銷了對《紐約時報》僱員趙岩洩露國家機密的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將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並以欺詐罪判處趙岩有期徒刑三年。 趙岩堅持他是無辜的，他的律師批評法院禁止趙岩出庭作證，傳喚證人，或向法院提交證據
除了對作家提起刑事訴訟，一些政府官員還利用民事訴訟和其他處罰來恐嚇作者，阻撓有爭議的文章發表。 10月25日，作家李建平被指控“扇動顛覆國家權力”，並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2005年4月，作家李建平在山東省淄博被拘押，因為他在國外網站上發表文章批評中國共產黨。 2004年8月《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陳桂棣和吳春桃在安徽省因誹謗罪受到審判，該案至今仍未判決。 這本書在被禁前一直是最暢銷書籍，它介紹了地方官員如何對農民濫用權力敲詐勒索，其中一名官員以誹謗為由起訴了該書作者和出版社。
政府繼續查禁那些被認為是過於敏感的出版物，並處罰發表這些文章的記者。 1月，宣傳部勒令《冰點》停刊。 1月11日，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在《冰點》上發表文章，對學校教科書上描述的主要歷史事件提出質問，從而引起了審查者的注意。 隨後，《冰點》主編李大同和副主編盧躍剛被撤職。3月，刊物復刊後，長篇累牘地駁斥了袁偉時1月發表的文章。 2月，據報導，《公益時報》編輯陳傑人因發表揭露陜西省地方官員經濟問題的文章而被開除。 同年2月，貴州《畢節日報》記者李元龍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7月，李元龍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據報導，李元龍因在互聯網上報導有關貴州農村貧困生活的文章而于2005年9月被捕。
儘管當局批准對一些高層案件進行報導，但報紙未經政府和政黨的批准，不得報導腐敗問題。 9月，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撤職，宣傳部隨後發文嚴令所有出版物未經批准不得擅自發表評論，並明令所有出版物只能採用新華社的報導。 出版社出版原創材料要自己承擔風險。 本年度報導腐敗醜聞的記者和編輯經常面臨當局的刁難。
宣傳部門還限制對公眾抗議行為的報導（見第2.c.部份）。 當局繼續封鎖並阻止記者報導暴力抗議活動，其中包括6月在河南爆發的學生抗議活動。當畢業生們了解到學校拒絕頒發給他們曾經允諾過的更著名大學的文憑時，開始發生騷亂。
官員繼續審查和查禁一些關於勞工、衛生和環境危機的報導。
同2003年政府在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爆發初期試圖掩蓋真相的行為相比較，衛生領域的透明度有所提高。 中央政府官員保證迅速及時地報告禽流感病例，但是也承認地方政府沒有及時上報一些病例。 國際觀察人士承認關於禽流感疫情的透明度有所提高，但是也對一些人類和動物的病例的上報延誤表示關注。 香港媒體報導，廣州市衛生局要求醫院在接受媒體採訪前和兩天預先提交詳細的採訪摘要和問題，這樣才能獲得批准。 一些學術單位對傳染病的獨立研究的結果無法發表。
2005年，政府查禁了數十份報紙，並沒收了近100萬本“非法”政治出版物──一些由私有資金資助的印刷出版物，但是沒有私有的電視臺、廣播或互聯網門戶網站。 對私有和官方媒體的審查程式越來越多地依賴於自我審查，個別情況下需要進行事後制裁。 中央宣傳部繼續列出一些禁止媒體報導的領域，而且政府仍然掌握對所有節目安排的批准權。
根據法律，政府批准的出版社是唯一可以合法印刷書籍的組織。 國家新聞出版署負責控制所有的出版許可證。 任何報紙、期刊、書籍、音像或電子出版物的印刷發行，印刷商和發行商都必須得到國家新聞和出版局以及相關省級出版管理部門的批准。 個人未經政府批准試圖出版，將面臨監禁、罰款、沒收圖書和其他形式的處罰。 中國共產黨對出版行業實行控制，手段包括事先將某些議題分類作為禁止議題；通過晉陞和額外津貼選擇獎勵那些遵守共產黨指導方針的出版商、編輯和作者；對那些不遵守指導方針的人進行行政處罰並列入黑名單。 定期開展針對地下印刷廠的活動，以取締非法出版物，包括色情和盜版電腦軟體以及聲像製品。
許多知識分子和學者進行自我審查，他們知道關於政治問題的書籍或文章會被視為過於敏感而禁止發表。 負責為所有媒體制定編輯指導方針的國家新聞出版署和中央宣傳部通常在出版後進行公開干預。
過去幾年有報導稱，官員銷毀維吾爾語圖書，因為維吾爾族團體利用文學藝術歪曲歷史事實，宣傳民族分裂主義。 2005年，維吾爾族作家和編輯，包括《喀什葛爾文學》期刊編輯卡拉什·侯塞因，因為發表了當局認為宣傳分裂主義的文章而被捕入獄（見第5部份）。 當局繼續查禁他們認為包含爭議內容的書籍。 其中最著名的有《為人民服務》，官方認為這本進行直白性描寫的小說貶低了毛主席形像，還有《黨史註釋》，該書揭露了被中國共產黨粉飾或篡改過的歷史事件。
當局繼續干擾“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和“BBC”的漢語、維吾爾語和藏語廣播，並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美國之音”的英語廣播一般不受干擾。 政府對自由亞洲電臺和“BBC”的干擾更加頻繁、有效。 這些媒體在互聯網上傳播的“流媒體廣播”也被封鎖。 儘管海外廣播受到干擾，但“美國之音”、“BBC”、自由亞洲電臺和法國國際廣播仍然擁有大量聽眾，其中包括活躍分子、普通公民和政府公務員。
外國電視新聞被限制在賓館和外國人聚居區播放，偶爾也會受到審查。 與其他語言相比，中文報導政治敏感事件受到的審查最為嚴厲，對其他語言報導的審查力度則略為放寬。 批評政府的新聞經常被“公共服務公告”中斷，特別是在可以接收到香港的電視節目的南方。
政府禁止一些外國和本國電影在中國合法放映。 9月，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對導演婁燁做出處罰，禁止他在5年內拍電影。 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禁止婁燁執導的電影《頤和園》在影院公映（其中穿插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因為他沒有獲得當局的許可。 2月，當局在電影製片人和外國居民吳皓採訪維權律師高智晟後，對其進行了拘押。 當時他正在拍攝一部有關未註冊的教學紀錄片，7月吳皓被釋放。 今年早些時候，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禁止發行和放映《諜中諜3》，因為影片沒有突出上海的正面形像。 本年遭禁的其他外國電影包括同性戀題材的《斷臂山》和由於起用中國籍演員扮演日本藝妓從而引發爭議的《藝妓回憶錄》。
有時進入中國的簽證申請也因政治原因而遭拒絕。 例如，一些曾批評過中國的外國學者和記者繼續被拒發入境簽證。 其他一些有意討論人權或法治問題的人士也被拒發簽證。 其他國際人權組織的代表報告說，當局曾拒絕了他們的簽證請求，或者限制向其所發放簽證的期限（見第4部份）。
互聯網自由
年底，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報告互聯網用戶已超過1.4億，其中絕大多數都使用寬帶上網。 儘管政府繼續鼓勵擴大互聯網的應用，卻也在採取措施監視其使用，控制內容，限制網上資訊，並懲罰違反規定者。 新限制措施旨在加強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包括對網站註冊制定更為嚴格的要求，加強官員對互聯網資訊的控制，擴大非法互聯網資訊的定義。
據報導，中國的互聯網控制系統雇用了數萬名員工。 政府經常封鎖它認為有爭議的網站訪問權，例如討論台灣和西藏獨立、地下宗教組織、民主活動人士和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的網站。 政府有時還有選擇地封鎖由外國新駐華機構、衛生組織和教育機構運營的網站。
被封鎖的網站數量在重大政治活動和敏感時期有所增加。 據報告當局開始使用更加先進的技術選擇封鎖特定內容而不是整個網站。 這種技術還被用來封鎖包含敏感內容的電子郵件（見第1.f.部份）。 政府通常不會起訴收到持不同政見者發送的電子郵件出版物，但會拘留轉發此類資訊的個人。 個人在公共圖書館使用互聯網需要用身份證登記。 據稱在公共圖書館的所有終端上使用互聯網都會受到監控。
資訊產業部管理互聯網進入，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監控其使用。 有規定禁止各種各樣的活動，當局認為這些活動有顛覆或誹謗國家之嫌疑，其中包括傳播任何危害國家統一或安全的資訊。 禁止傳播“邪教”，禁止提供“擾亂社會秩序或破壞社會穩定”的資訊。 互聯網服務提供商被規定只能使用國內媒體公佈的新聞，記錄能夠跟蹤使用者及其瀏覽習慣的資訊，安裝可以複製電子郵件的軟體，並在遇到所謂的顛覆性材料時立即切斷其傳播。 許多互聯網服務商實行廣泛深入的自我審查，以避免違反措辭籠統的規定。
本年度1月，多人因他們在互聯網上發表的文章而被拘留或監禁。 前《福州日報》記者和互聯網作家李長青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資訊”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李長青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支援因揭露腐敗而入獄的黃金高。 3月17日，任自元因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號召人們用暴力手段推翻獨裁統治，而以“顛覆國家權力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任自元還涉嫌計劃組織一個名為“大陸民主陣線”的反對團體。5月17日，楊同彥（曾用名楊天水）因在國外網站上發表文章，呼籲釋放中國持不同政見者而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同年5月，正在籌備參加絕食抗議以聲援律師高智晟及其他人的互聯網作家郭起真，因在網站上發表文章要求人權而被拘留。 10月9日，郭起真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並被剝奪三年政治權利。10月12日，互聯網作家張建紅被捕，並被指控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警方于9月6日將張建紅關押，並沒收了他家中的電腦硬盤和電話本，同時對詢問了他妻子有關他在網站上所發表的文章的問題。 8月12日，北京《中國海洋報》杭州記者站站長昝愛宗因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批評拆除鄰近的一家教堂而被拘留。 昝愛宗于8月18日被釋放，但隨後即被解雇。 8月，另一名互聯網作家鄧永亮因報導對法律活動人士陳光誠的審判情況而在山東省被捕。 當局于9月釋放了鄧永亮，但沒收了他的電腦硬盤和手機。
政府繼續讓各家公司簽署《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幾百家公司簽署了該公約，其中包括深受歡迎的新浪網和搜狐網，以及雅虎網的本地合作夥伴阿裏巴巴網。 簽署公約的公司許諾不散佈“違反法律的資訊或傳播封建迷信或淫穢資訊”， 還許諾不“製作、發佈或傳播危及國家安全和破壞社會穩定的”有害資訊。 根據法院文件，雅虎網向安全部門提供了包括進入私人電子郵件賬戶的資訊，這在指控記者師濤泄漏國家秘密時發揮了作用。 該公司稱根據國家法律和慣例規定需要提供這些資訊。
4月19日，包括新浪網、搜狐網、百度網和雅虎中國在內的14家主要互聯網門戶網站發佈聯合提議，號召互聯網行業審查色情和有害資訊，宣傳胡錦濤思想，鼓勵“熱愛祖國”，並接受政府監督。 中國的搜索引擎，例如百度網和雅虎中國，以及MSN和谷歌過濾了搜索結果，包括與“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和人權有關的資訊。
政府統計數據表明，截止到7月，政府共關閉了約700家網上論壇。 6月，當局在審查時發現新浪網和搜狐網無法過濾某些政府認為在政治上有害的關鍵詞，隨即封閉了這兩家著名的互聯網門戶網站之數日，勒令其提升過濾能力。 7月，北京市通信管理局關閉了世紀中國網站──一家深受網民歡迎的討論時事和歷史事件的網上論壇，以及其他幾家網站。 8月，中青諮詢網在網上公佈了調查問卷結果後，當局關閉了這家網站。該調查問卷詢問用戶是否認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一職應由幾位候選人競選產生。
網吧必須安裝軟體以便政府官員監控用戶上網， 那裏的上網者常常受到監視。 許多網吧偶爾會強行要求上網者在使用網吧時提供證件。
學術自由和文化活動
政府不尊重學術自由，並加強控制學院、大學和研究所的政治和社會講座。 學者和研究人員稱他們所研究的問題和做出的結論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 法學教授被警告不要提出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建議。 9月，學者徐澤榮獲得9個月的減刑，但仍被關押在獄中。 進行宗教研究的學者稱官方的中國基督教會查封了一些其認為表示反對的出版物。 在當局認為所討論議題過於敏感時，會突然取消有國內外學者參加的大學會議。
政府繼續以政治態度為標準選拔為數不多的公派海外留學項目的參與人，但對自費留學生沒有施加這樣的限制。 據報導，8月，獨立中文筆會 （獨立筆會）成員Wu Wei在前往參加獨立筆會的年會時被拒絕進入香港（見第2.d.部份）。
住在國外的研究人員的工作如果沒有得到官方批准，也會受到當局的制裁。
b. 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法律規定有和平集會的自由；但在實踐中，政府嚴格限制此項權利。 法律規定這類活動不得挑戰“黨的領導”或侵犯“國家利益”。 針對政治制度或國家領導人的抗議也被禁止舉行。 當局對表達不同政治觀點的示威不予批准，並會迅速採取行動進行鎮壓。
集會自由
警察有時對示威者過度使用暴力。 政治和社會議題的示威經常被用暴力很快驅散。 廣泛的市場改革和快速發展導致社會動蕩加劇，在過去的十餘年大規模的社會騷亂不斷增加。 與過年幾年一樣，本年度絕大部份示威涉及土地糾紛、住房問題、工業環境、勞工問題、政府腐敗、稅收，以及其他經濟和社會關注問題。 本年度上半年，公安部門報導了39,000起“擾亂公共秩序”事件，比2005年同期下降了2.5%，但這些統計數據被廣泛認為很不可靠。 儘管騷亂和事件的級別不一，但有些有數千人參加。 例如，4月超過3,000名防暴警察用催淚瓦斯和水炮驅散4,000名聚眾抗議的廣東省博美村村民。這些村民舉行集會，抗議破壞由村民自己集資修建，但沒有得到當局批准的灌溉項目。 有數萬人抗議者參加的有關土地的抗議活動仍在繼續(見第 1.a.部份)。 1月，廣東省中山市警察在驅散3,000名因土地糾紛舉行靜坐抗議活動的居民的過程中導致一名村民死亡，100名受傷。 4月，廣東省中山市的1,000名防暴警察驅散2,000因土地糾紛舉行和平抗議活動的村民，導致其中50多名受傷。
在6月4日天安門大屠殺週年紀念前夕，前總理趙紫陽逝世1週年（1月）紀念日，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際，當局對可能的抗議人士進行了拘押。 持不同政見者在其他敏感事件時期也被關押，以便阻止公眾示威（見第 1.d.部份）。 對於抗議國有企業重組及其所引發的失業的工人運動繼續發生，同時針對環境破壞和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抗議也在繼續，比如修建大壩。 所有的音樂會、體育活動、健身班或其他超過200人參加的集會都需要公安部門的批准。 實際上更小型的集會也有可能遭到當局干擾。 與前幾年不同，本年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反日抗議活動。
政府繼續嚴厲鎮壓法輪功運動。 許多情況下，法輪功修煉者被當地安全人員嚴密監視，他們的個人行動受到嚴格限制，特別是政府認為其可能要發生公開抗議時。
對於向政府請願的人士，他們的集會權和要求處理不公待遇的權利面臨限制。 據官方新聞媒體報導，2005年公民向“信訪”辦公室總共提交了1,270萬份投訴，但只有0.2%的請願得到了回復。 多數請願內容涉及土地、住房、權利、環境或腐敗。 大部份請願者向國家和省級“信訪”辦公室投訴，也有人向外國大使館和媒體投訴。
上訪者繼續面臨騷擾、拘押和監禁。 據報導，遼寧和其他省份的請願者在他們能夠向首都提交申請之前就會遭到便衣警察的恐嚇，並被帶回家鄉。 6月，代表130萬因三峽工程被迫背井離鄉的居民向政府請願要求賠償的付先財遭到不明兇手的毆打，其頸部以下完全癱瘓。
雖然2005年實施的條例禁止對請願者打擊報復，但仍有關於打擊報復的報告。 這部份是由於中央政府鼓勵地方官員阻止本地的上訪者向上級投訴， 這些鼓勵行為包括對各省幹部的評估與該省的上訪數量部份挂鉤。 這項措施的目的是鼓勵地方和各省官員解決合法的上訪問題，但是卻導致地方官員派出安全人員到北京強迫遣返上訪者。 這種拘押在新條例生效前後都存在，但是常常沒有記錄。
結社自由
法律規定結社自由，但是實踐中政府限制這一權利。 黨的政策和政府規章要求所有的專業、社會和經濟組織都要向政府正式登記並獲得批准。 實踐中這些規章阻礙了組建真正自治的政治、人權、宗教、勞動和其他可能挑戰政府權威的組織（見第4部份）。 本年度這項規章被加緊落實（見第2.a.部份）。
2005年，當局建立了特別工作組來加強對非政府組織的監控，特別是與海外有聯繫的組織。 已發表的報告稱這個特別工作組類似前蘇聯“顏色革命”運動的一部份，其目的是防止非政府組織煽動政治變革。 安全部門參加了這個特別工作組，審訊國內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代表。 國際基金會、從事社會和慈善活動的非政府組織以及致力於反對歧視婦女、殘疾人和少數民族的團體，以及關注各種人權問題的組織是該運動所針對的主要目標。
根據官方統計，自2004年以來，已註冊的非政府組織數量從288,936增加到317,000。 非政府組織要向政府登記。 為了登記，非政府組織必須找一個政府機構作為自己的擔保人，擁有一個登記的辦公場所，並滿足最低資金額。 本年度據稱以前被登記為私人和盈利性的社會或教育組織被要求找一個政府贊助方，並更改登記為非政府組織（見第4部份）。 專家估計，包括已註冊和沒有註冊的團體，大約有800萬準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
當局支援主要致力於解決社會問題（例如貧困和艾滋病）的民間組織的發展。 在過去兩年，官員加強措施，以監控民間組織；但各個非政府組織還是能夠制定其議程，所有的已註冊組織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政府控制。 傑出的活動人士胡佳表示由於他的存在給國際捐助者帶來的壓力，他不得不退出他參與創建以幫助艾滋病孤兒的組織。 11月24日，艾滋病活動人士萬延海在北京被拘留三天。 萬延海被迫取消計劃于11月26日舉行的艾滋病權利研究會。 據報導，官方對這場研討會表示關注是因為參加者包括人權律師 (見第 5部份)。 許多非政府組織受到外國非宗教和宗教非政府組織的支援，個別能在公共利益方面發揮有限的宣傳作用，例如婦女問題、環境、衛生和消費者權利。 根據政府的指導原則，非政府組織不得鼓吹非共產黨執政，不得危害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違背指導原則或未註冊而繼續活動的團體可受到行政處罰，或被追究刑事責任。
中國沒有關於組建政黨的專門法律和法規。 但是中國民主黨仍遭取締，政府繼續監視、拘押並監禁該黨以前和現在的成員。 與過去一樣，個人向海外從事人權的非政府組織傳遞消息將被指控“泄漏國家秘密罪”，並且常常被以此罪名定罪（見第4部份）。
c. 宗教自由
法律規定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但是，政府試圖把宗教活動限制于政府批准的組織和已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以此控制宗教團體的發展和活動範圍。 中國有五種得到官方承認的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新教和天主教。 一個隸屬於政府的協會監督管理其中每一個宗教的活動。 信仰這些宗教、以及未登記宗教團體的成員急劇增加。 政府試圖控制管理宗教團體，特別是未登記團體。
全國各地的宗教自由程度仍存在很大差異。 中國許多地區參加官方允許的宗教活動的自由繼續增加。 不僅五大宗教的活動有所增加，而且東正教和民間宗教也有所增加。 中國大部份地區可以得到《聖經》和其他宗教讀物。 與此同時，一些未註冊的團體繼續受到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預和騷擾。 政府繼續鎮壓未註冊的新教和天主教徒、穆斯林，以及西藏佛教徒（見西藏附錄）。 政府繼續鎮壓被它認定為“邪教”的團體，特別是法輪功精神運動。
所有宗教場所都必須在國家宗教事務局（SARA）或其在各省或當地的辦公室（稱為宗教事務局（RABs））登記註冊。 國家宗教事務局和各地的宗教事務局負責監督宗教活動並判斷其是否“正常”合法。 國家宗教事務局和中共統戰部負責對政府宗教活動條例的實施提供政策性的指導和監督。
2005年3月，管理宗教事務的新條例開始生效。新條例規定了管理宗教事務的法律活動，並強化了政府聲明的法律框架。 但這些法規只對“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信仰表達自由提供保護。 這些法規只保護那些被模糊劃歸於“正常”的宗教信仰。在實際工作中，中共政治教條指導著宗教問題的解決和這些法規的實施。 新條例在一定條件下保護登記宗教團體的權利，如擁有財產、文學出版、培訓和任命神職人員以及籌集捐款。 但新條例並沒有為非隸屬於五大宗教的團體從事合法宗教活動創造更大的空間。 但是，批評人士稱新條例只不過將過去的做法法律化，給予管理部門過大的自由裁量權，來判斷該允許何種宗教活動。
法律要求宗教團體註冊禮拜場所。 在未經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進行精神活動被認為是非法的，參加者會受到懲罰。 政府官員說家人和朋友在私人住宅內聚會學習《聖經》不必登記，但是正式的宗教服務場所應進行登記，即使是在私人住宅內舉行的正式宗教活動。 神職人員不必經政府批准，但是按照隸屬政府的相關宗教協會的規定，被選中後必須向政府報告。 本年度政府繼續施壓，要求各宗教團體進行登記或接受官方的“愛國”宗教組織的監督。 一些團體自願登記，但許多是迫於壓力登記；一些團體避開官員以躲避登記，還有的宗教團體則被當局拒絕登記。 許多非官方團體報告，當局不加解釋就拒絕它們登記。 政府表示，那些被拒絕登記的主要是因為它們不能滿足有關宗教活動設施和聚會場所的要求。 很多宗教團體不願按規定進行登記是為了堅持反對國家控制宗教的原則，有的則是因為擔心若按規定上報教會領袖和成員的姓名與住址，可能會引起不利的後果。
地方當局對未登記的宗教團體，特別是新教“家庭教會”的處理因地域而有很大不同。 在某些地區，對宗教活動只有最低程度的監督，登記和不登記的新教和天主教教會都公開並存，受到當局大致相同的對待。 在這些地區，很多信徒同時參加兩種教會的禮拜活動，而未註冊教會信徒能從官方認可的教會中獲得《聖經》。 在中國一些地區，擁有數百名成員的未註冊家庭教會公開聚會進行祈禱、唱詩並學習《聖經》，地方當局完全了解並將他們的集會認定為非正式集會。 在其他地區，有多個家庭成員和朋友參加的家庭教會聚會被嚴格禁止。 家庭教會的成員數量不斷增加時，教會安排定期使用設施以開展宗教活動，或與其他未註冊團體建立聯繫時，但此時他們常常遭遇非難。
未經批准的宗教團體領袖有時受到騷擾、審問、拘留和肉體迫害。 當局經常干擾家庭教會聚會和靜修，拘留其領導人和成員，並沒收家庭教會領袖和成員的私人財產。 本年度，數千家庭教會成員被拘押；大多數拘押事件發生在河南省。
6月，河南省家庭基督教牧師張榮亮被指控以欺詐手段獲取護照，並非法跨過邊境。 他被判處7年零6個月監禁。 2004年8月，與徐永海、張勝其一起被指控洩露國家機密的北京家庭教會基督教徒劉鳳剛仍被監禁。 劉鳳剛向一份海外中文雜誌提供了有關中國基督徒受虐待的資訊。 據報導，2月，婁元啟因在新疆舉行未經授權的教會活動而被拘押。 4月，據報導李會民 因在家中舉行家庭教會集會而在河南省被判處勞教。 5月，幾位家庭教會活動分子在河南省扶溝縣被拘押，而其他幾位則仍被關押。 因在政府批准的場所以外舉行禮拜的新教基督教徒也會遭受拘押，或受到虐待。
7月和8月，根據對華援助協會，幾個省份的當局拘留了幾位新教家庭教會的成員。 7月19日，據報導，河南省當局襲擊了駐馬店一家家庭教會，並審問了60多名教會成員。 7月21日，據報導，湖北省官員襲擊了一個家庭教會集會，審問了20名教會成員。 此後，官員判處10名教會成員10到15天行政拘留。 7月24日，據報導，雲南省當局拘留了4位家庭教會成員。 7月27日，據報導，安徽省官員襲擊了一家家庭教會主日學校，審問了大約40名公民。 當地官員還將牧師蔡益利和李利中行政拘留16天。 8月19日，據報導，內蒙古自治區官員襲擊了一家家庭教會，沒收了教會財產，並警告家庭教會成員，他們只能在已註冊的教堂集會。
與前一年一樣，有報導稱天主教牧師、信徒領袖和其他人員遭到毆打或虐待。 據報導，在一些地方，當局向未註冊的牧師和俗家弟子施壓，拒絕承認羅馬教廷批准的神職，要求他們加入官方教會，或用一系列懲罰措施，包括罰款、失業和拘留，進行恐嚇。 9月11日，于2005年10月得到羅馬教廷批准，但未得到政府允許的主教吳欽敬被拘押5 天，並被迫簽署聲明他的神職為非法的文件。
對未註冊的天主教主教、牧師和俗家弟子的騷擾（包括政府監控和拘押）仍在繼續。 7月2日，當局拘留了未註冊的主教賈志國。這是2004年以來他第十次被拘押。9月27日，賈志國被釋放。 7月30日，82歲的主教姚良被逮捕，到年末，他仍然在押。 仍然沒有關於未註冊主教蘇志民的新消息，據稱他于1997年被拘留，但自此以後音信全無。 6月，有報導稱蘇志民主教已在關押期間死亡，但該報導未得到證實。 對要求透露此案資訊的請求，政府未做回應。 蘇志民主教的助理主教──安樹新主教在被監禁10年後於8月24日被釋放。 官員在安樹新主教接受政府認可後同意釋放安樹新主教，但政府並沒有強迫他前往天主教愛國協會註冊。 9月底，未註冊的天主教牧師邵祝敏和姜溯讓在從歐洲返回深圳後被拘留。 據可靠消息報導，張緯柱主教、Cui Xing神父和王全軍神父仍被拘押在河北省。 據駐在國外的龔品梅基金會報導，目前還不知道2004年12月被拘留的主教趙振東的下落。 河北省官員總共拘留了7名天主教傳教士和90名俗家弟子。
政府與羅馬教廷之間尚未建立外交關係，而且中國大陸也沒有教廷代表。 政府稱，鋻於教皇在冊封主教方面的作用、地下天主教傳教士的身份，還有教廷對台灣的承認，這些仍然是雙方關係改善的障礙。
儘管政府堅持保留向天主教主教的任命施加條件的權力，已有越來越多的已註冊天主教徒承認羅馬教廷的精神權威，而且教廷在聖職儀式之前已批准了大多數被政府任命的已註冊主教。 4月和5月，天主教愛國協會官員在沒有得到教廷批准的情況下為兩位天主教主教舉行了聖職儀式，而且有報導稱協會官員強迫已註冊的天主教傳教士參加聖職儀式。 天主教愛國協會在福建省任命了一名主教，儘管他于2000年擔任聖職，但未得到羅馬教廷的批准。
有報導稱，7月，官員搗毀了浙江省一家大型家庭教會，並毆打了數百名趕來抗議此次破壞活動的家庭教會成員。 官員不斷否認要求建設教堂的請求。 在一些地區仍有人信仰傳統的民間宗教，如福建省的“媽祖崇拜”。 民間宗教常被視作與道教有某種關聯，或被當作少數民族的文化習俗而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容許。 但同時，政府將民間宗教劃為“封建迷信”，有時進行壓制。 國家宗教事務局設立了新部門負責管理民間宗教和五大宗教以外的宗教活動，其中包括東正教和耶穌基督末期聖徒教會。
佛教徒是有組織宗教信徒的最大組成部份。 傳統佛教活動在中國許多地區公民中的影響不斷擴大。 一些地區藏傳佛教徒從事宗教活動的自由日益增多。 然而，政府限制仍然存在，在政府認為佛教信仰為分離活動推波助瀾時更是如此，例如在西藏一些地區和內蒙古自治區的部份地區。 2月，達賴喇嘛特使與政府官員會面，這是自2002年以來雙方的第五輪對話（見西藏附錄）。
在新疆，對穆斯林的宗教活動、布道和宗教禮拜場所的限制規定執行仍然非常嚴格。 本年度，當局將婦女列為不得進入清真寺的人群。 其他被禁止進入清真寺的包括兒童、中共黨員和政府工作人員。 但實際上，婦女和兒童並不總是被禁止進入清真寺。 政府繼續用反恐為藉口來證明對維吾爾穆斯林的鎮壓是正當的（見第5部份）。 新疆當局繼續拘留並逮捕參加未經批准的宗教活動的人員，並以包括國家安全罪在內的各種罪名對他們提出指控。 新疆當局經常指控宗教信徒是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穆斯林極端主義的“三股惡勢力”。 在主要針對穆斯林的同時，對新疆宗教的嚴密控制也影響了其他宗教的教徒。
政府繼續控制伊斯蘭教活動，與此同時政府控制的中國穆斯林協會還將伊斯蘭活動與中國共產黨的目標聯繫在一起。 但與新疆自治區對穆斯林採取嚴厲措施不同，寧夏、甘肅和青海省的官員在處理宗教問題時則非常小心，而且並不願公開干涉穆斯林活動。 當局保留對阿訇布道進行審查的權利，並敦促阿訇強調恐怖分子以宗教名義所採取的行動對伊斯蘭教產生的破壞作用。 特定穆斯林領袖受到了特別嚴厲的對待。 當局開始組織宗教人員每月舉辦政治學習班，這項計劃持續了一整年。 5月，中國穆斯林協會宣佈，它將籌建一個辦公室，專門管理前往麥加朝聖的問題。 同月，中國伊期蘭教協會通過一項舉措，要求宗教人員學習由中國穆斯林協會編制的“新收集的布道”，包括旨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愛國主義和社會團結資訊。
根據一海外組織的報告，2005年8月，179名伊斯蘭教的地方性教派──蘇菲教派Sala order的修煉者在該活動被政府取締後被捕。 儘管官員否定這項禁令，但他們認為這場運動非常危險。 2004年8月，和田的8名維吾爾穆斯林據稱被指控危害國家安全，許多人因從事“非法宗教活動”被拘留。 除了對全國黨員和政府官員信奉宗教進行限制外，新疆的教師、教授和大學生也不允許公開從事宗教活動。
穆斯林被允許前往國外朝聖，但據報導，政府懲罰了那些未經批准就準備朝聖的人員。 官方報告指出，9,700多名中國穆斯林前往麥加參加於11月29日開始的麥加朝聖。 這一數字可能還沒有包括並非由政府組織自行前往麥加的朝聖者，去年這部份人員多達數千人。 7月至9月間，數千名維吾爾穆斯林為應對政府對麥加朝聖的控制，繞道巴基斯坦，但被困在伊斯蘭堡，因為他們沒有拿到沙特使館的簽證。 在這些簽證申請者在沙特使館外舉行示威遊行後，大約1,000名申請者拿到了簽證，但更多人被迫返回新疆。
當局允許官方批准的宗教組織進行不受“外國控制”的國際聯繫。 但是，並沒有明確什麼才是“控制”。 對外國人進行宗教活動的規定包括禁止勸人入教。 當局一般允許外國人向其他外國人布道，帶入自用的宗教材料，受已登記的宗教組織之邀向中國公民講經布道。 雖然禁止從事傳教活動，很多在大學校園教書的外國基督徒仍公開宣稱自己的信仰，只要其宗教活動謹慎小心，當局很少干預。 當局允許在國外加入耶穌基督末期聖徒教會的教徒回國後舉行宗教活動。
當局繼續廣泛鎮壓被認為是“邪教”的組織。 這些“邪教”不僅包括法輪功和多種中國傳統的練功團體（統稱為“氣功”團體），還包括被當局譴責宣揚超出官方認可教義之外信仰的宗教組織。 被政府定為邪教組織的團體包括：東方閃電、三班僕人教、呼喊派、華南教會、門徒會、全範圍教會、靈靈教、新約教會、觀音教、主神教、被立王、統一教會和仁愛之家等。 當局譴責其中部份組織缺乏適當的神學教育，宣揚世界末日或聖戰的來臨，利用宗教復興謀取個人私利。 政府譴責東方閃電和一些其他未註冊的基督教團體參與暴力活動。
本年度，針對這些組織的鎮壓活動仍在繼續。 警察繼續查封被稱為“呼喊派”的地下福音派組織，該組織原是1949年之前存在的一個本土新教組織的分支。 針對華南教會的活動仍在繼續。 2005年8月，大約40名華南教會成員在湖北省與外國人會面後被拘留。 根據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任意羈押問題工作小組提交的匿名請願書，華南教會的創始人龔聖亮和其他被監禁的華南教會成員都在監獄中受到惡劣虐待。 龔聖亮因強姦罪、縱火罪和傷害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但在2001年原審中作證的婦女稱警察曾酷刑折磨她們，並強迫她們在控告龔聖亮強姦她們的聲明上簽字。 本年度，龔聖亮的女兒報告說，龔聖亮的健康狀況很不好，而且還遭到另一名同室犯人的毆打。
法輪功在國內的公開活動仍然發展甚微，流亡海外的法輪功成員報導說政府鎮壓法輪功的行動仍在繼續。 自政府1999年禁止法輪功以來，僅僅信仰法輪功（甚至沒有公開宣揚其教義）就足以使其成員受到從失去工作到被監禁等的種種懲罰。 雖然大部份被拘押的修煉者已經獲釋，但許多人在獲釋後又被拘押，（見第 1.e.部份）。 據法輪功團體估計，至少有6,000名法輪功修練者被判處監禁，10萬多名修煉者被判處勞教，大約3,000名在被關押期間死於酷刑。 據一些外國觀察家估計，法輪功信徒至少佔官方宣佈的25萬名勞教犯人的一半，海外的法輪團體則認為這一數字還應更高。 3月，聯合國特別報告員諾瓦克報告說，在所有宣稱在被關押期間受到酷刑的受害者中，66%為法輪功修煉者。
那些被政府定為“核心頭目”的人員被挑出來嚴厲懲罰。 10多名法輪功成員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而被判刑入獄，但1999年以來，被法庭定罪的大多數法輪功成員的罪名是“組織或利用宗派破壞法律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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