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出現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公開喊出了以血統劃分好人壞人的口號。
*紅與黑：以血統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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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初期紅衛兵須為“紅五類”出身 |
8月12日，已故前中國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的兒子，北京工業大學三係文革小組組長譚力夫和劉京聯合寫了一張題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作為黨的階級路線來實行。8月20日，譚力夫在一次辯論這副對聯的大會上大肆鼓吹這種觀點，使他在全國揚名。
這副對聯、譚力夫的講話、以及他和劉京的大字報在中國掀起一股公開講究家庭出身的風氣。以高幹子弟為首的學生紅衛兵自稱“紅五類”，即來自革命幹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農民家庭。他們的對立面就是“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譚力夫又加上資本家和走資派，變成“黑七類”。
當時，“黑五類”的子女被稱為“狗崽子”，不準戴毛澤東的像章，不準唱毛澤東的語錄歌，也不準參加紅衛兵。
*紅色暴民的打砸搶抄抓殺*
全國各地興起主要針對“黑五類”的“抄家”行動。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抄了3萬多戶；上海的紅衛兵抄了10萬多戶；武漢的紅衛兵抄了兩萬多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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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名"反革命分子"被批鬥遊街示眾 |
還有一些地方對“黑五類”及其子女進行屠殺。例如在北京的大興縣，有325個“黑五類”和家屬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間被打死，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戶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廣西的賓陽縣，20天裏屠殺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縣，兩個月裏殺了4000多人，逼迫自殺300多人。
*領導人批血統論*
但是譚力夫等人沒想到，中央文革表示不贊成對聯的提法。1966年8月2日，陳伯達對紅衛兵說，這種說法“不全面”。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團結大多數。血統論不利於團結大多數。
8月6日，江青和陳伯達在接見紅衛兵時對他們這種階級路線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援，但是建議將對聯改成“老子英雄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於是，一首題為《鬼見愁》的流行歌曲應運而生，歌詞是：老子英雄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罷他娘的官，就滾他媽的蛋。
10月9日，周恩來否定了譚力夫提出的“黑七類”的說法，說“譚力夫講話是典型的形‘左’實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將對聯和譚力夫的觀點斥責為“反動血統論”。
10月24日，毛澤東親自出面了。他說：“學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難道我們都出身好嗎？”
*“聯動”抗命遭鎮壓*
此時，大批高級官員開始受到文革的衝擊，以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衛兵在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就是所謂的“聯動”，公開與中央文革對抗，而且暗指毛澤東專制，想保護自己的父母。他們提出的口號包括“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江青太狂了”，“踢開中央文革”。他們還揚言：“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不出一個月，“聯動”被宣佈為反革命組織，100多名“聯動”骨幹成員被逮捕。12月18日，譚力夫被逮捕。《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說：
“他們對紅衛兵的不滿，以至於後來的拋棄，是由於他們進一步地要批判各級，包括一些高級幹部，要批判老革命的時候，而這些紅衛兵，由於他們不了解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他們就出來反對，中央才決定要拋棄他們。
“所以並不是因為他們強調出身，因為你文化革命革到老幹部頭上來了，他們去保老幹部，所謂‘保爹保媽’，成了一支特別有力量的保守力量。毛和中央文革就翻過來把他們打下去。”
*《出身論》借機出世*
幾乎在這同時，北京青年工人、“右派分子”的兒子遇羅克在《中學文革報》上發表了《出身論》，猛烈抨擊了彌漫中國上下、以家庭出身決定前途命運的歧視行徑。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統論的人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共產主義永遠不能成功。”他寫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羅克的文章與中央文革對血統論的批判遙相呼應，在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記者採訪了遇羅克的弟弟、當年《中學文革報》的負責人之一遇羅文。
記者：在某種意義上講，如果沒有中央文革來出來說反血統論，這個《出身論》也不會出來。
遇羅文：對，出不來。出來也得變成反動文章似的被滿處追查。因為我們說實在的是利用了他們寬鬆的環境，乘那個機會把我們自己想說的說出來。我們所以能敢出這個報紙，遇羅克的文章能發表，這都是借著這個機會嘛。
記者：當時你們想過，後來中央文革會反過來打你們嗎？
遇羅文：也可能不打，那當然了。
記者：為什麼你們會想到有可能不打呢？
遇羅文：因為畢竟中央文革也是反對血統論的，那我們也反對血統論，那有什麼不對呀？
記者：你們當時有沒有看出來，中央文革反血統論是假的？
遇羅文：那我們看不出來。
*當局對出身論封殺而不批判*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宣佈《出身論》是反黨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入獄。
中央文革並沒有像批判血統論那樣大張旗鼓地批判遇羅克的《出身論》。
遇羅文：中央文革剛開始還不說反對。像陳伯達就曾經說過，你們可以辯論，就是關於《出身論》這篇文章。等後來，戚本禹就開始說了，就說這個《出身論》是大毒草。
記者：他明確說了到底哪一條是大毒草，哪一條跟“我們黨”的政策不一致嗎？
遇羅文：噢，他沒這麼說。因為他也不敢這麼說。因為他如果那麼說的話，他從道理上站不住腳。因為共產黨宣傳的血統論執行血統論的政策，也並不是說光明正大公開地說。都是嘴裏說著，我們不歧視什麼什麼的，把人不應該分成三六九等，但是實際上在具體政策上，它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記者：也就是說當時根本就沒有說遇羅克到底反動在什麼地方。
遇羅文：對。沒有。
記者：就給抓走了。
遇羅文：剛開始抓走不說什麼。等到判的時候，只是說書寫大量反動文章，組織反革命集團，都是這類的話，含含糊糊的，沒有什麼具體的。
*“聯動”成員出獄 遇羅克入獄*
在血統論上對立的兩派人都進了監獄，但是卻有不同的結果。1968年4月22日，毛澤東下令釋放了100多個被逮捕的“聯動”成員。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這些人，鼓勵他們不要灰心，要繼續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幹革命。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譚力夫也于1968年5月29日被釋放，而且改名叫譚斌，很快進入了那個年代年青人最嚮往的軍隊，還成為軍官。胡平說：
“儘管對聯、血統論受到很嚴厲的批判，但是到後來，這些幹部子弟本身並沒有受到什麼懲罰，特別是到了後來上山下鄉了，他們很多出身好的去當兵了，開後門幹這樣、幹那樣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薦當工農兵大學生，那麼他們也是近水樓臺。
“在工農兵大學生中間，這個幹部子弟佔的比例是超乎尋常的高，都反映了整個文革，一直到四人幫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內的時間裏面，家庭出身的歧視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遇羅克的理想幻想和以身殉道*
與此同時，遇羅克也以為有朝一日他會出獄。當年由於講了幾句對江青不太恭敬的話而被判處死刑的張郎郎曾經和遇羅克關在一起。
記者：你覺得他當時寫這個《出身論》是不是受了陳伯達的鼓勵，起碼是精神上的鼓勵？他看到中央文革對血統論並不滿意，所以他就勢把這個東西寫出來，他實際上是支援中央文革的，因此他不會受到後來他所受到的那種迫害？
張郎郎：接著的事實也是這樣。他告訴我，也是暗示我，他說當時中央文革跟《紅旗》雜誌都找過他，跟他談過，可能是給他了某些支援和鼓勵。他說，像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這種機會根本是千載難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險，他說：“即使為這個我要付出什麼”，“我也值了。”這是當時他的原話。他當時是支援文革裏邊的平民主義的思想。因為當時提出來，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覺得，這個是正好要把中國新出現的所謂新階級、新等級，把它掃平。他說，如果真這樣的話，那就好了。因為“黑五類”就可以重新站起來了。他當時的基本思想是這樣。
記者：他的這個想法實際上和毛澤東當時要打倒黨內的走資派的想法是一致的。
張郎郎：對。所以他當時抱了很大的希望。他支援中央文革，但是他同時也反對了49年以後的所謂階級政策。當時遇羅克根本覺得他很快就會出去了。他說，我要出去以後，我去找陳毅，讓他幫你說說話，讓你免一死。
然而，儘管遇羅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統論，儘管遇羅克在入獄後向當局表示：“我是擁護社會主義的，要相信在解放後成長起來的新中國青年是有覺悟的。”“我的日記可以證明我對黨的熱愛和永遠跟著共產黨走的決心。”但是他再也沒有重獲自由。
1970年3月5日，27歲的遇羅克被槍決。
*譚力夫當官 遇羅克平反無撫恤*
文革結束以後，改名為譚斌的譚力夫先後擔任過北京圖書館黨委書記兼副館長、文化部辦公廳主任、以及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當年和他一起主張血統論的劉京則成為中國公安部副部長。
1979年，中共為遇羅克“平反”。
記者：政府當時正式道歉了嗎？
遇羅文：談不上道歉，反正有一紙通知，就是“無罪”，就這麼一句話。公安局多次到我們家表示慰問。至於撫恤金，沒有。只是把他從被捕那天一直到被判死刑這兩年零兩個月的工資給我們家拿回來了。
記者：你還記得是多少錢嗎？
遇羅文：大約是兩千塊錢左右。
鼓吹“反動血統論”的“聯動”、譚力夫重新成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駁血統論的遇羅克卻慘遭滅頂之災。說到底，血統論符合中共的階級路線，而遇羅克的《出身論》與這條路線背道而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原罪*
中共在家庭出身問題上主張：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
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的《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澤東親自寫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不要稱他們為“黑幫子女”，而要說他們是屬於多數或大多數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
這段話似乎是給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實際上肯定了這些人帶有原罪，需要經過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別人平等，帶有強烈的歧視色彩。
*平等思想違背中共階級路線*
再對照一下譚力夫在1966年8月20日那次講話中說的話，他說：“你們現在搬出這套‘平等’、‘博愛’的垃圾來大講，我看還是到廁所裏去講！一講就是團結，怎麼團結？先把你們鬥了，七斗八斗，鬥得你們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們就團結了。”他的話顯然反映出中共階級路線的實質。
而遇羅克的觀點卻不一樣。《北京之春》主編胡平說：
“遇羅克的思想和當時中央文革批判血統論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中央文革當時批判血統論還是沿襲過去的說法，就是所謂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要重在表現。而遇羅克就指出，這是過去提的，而當時提的是指本人成份，而現在呢，你是搞的出身歧視。過去你的階級路線指的是階級呀，你現在是衝人家的子女來了。
“所以遇羅克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就是說，他們的子女就不應該受到這種牽連，受到這種連累。他就主張都應該是平等的。而這一點當然是共產黨不能接受的。中央文革在批判血統論最高調的時候也沒有接受這個觀點。”
*出身重如山*
文革期間的中國人，從小到老，填寫各種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資本家，你就成了“剝削階級”的後代。政治審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輩，這叫所謂的“查三代”。
這种家庭出身要隨著每個人的檔案帶一輩子，入黨、入團、提乾等等，統統受到歧視和影響。高幹子女的命運則隨著父母的命運起伏。父母被打倒，他們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們也時來運轉。封建世襲制和“株連九族”的味道極為濃厚。
*為何堅持搞歧視？確保子孫人上人？*
文革發生在中共建政17年以後，所謂的“剝削階級”早已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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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 |
胡平：“你共產黨過去既然是靠暴力革命推翻前面的政權，建立起自己的統治，那麼在你掌權的初期，你對於被打倒的階級，他們的人，包括他們的子女，有一種猜忌，這個尚可理解。
“如果說有家庭歧視的話，那麼它顯然是應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淡化，所以在57年反右前夕，毛澤東講過，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停止了嘛，已經結束了嘛。怎麼越搞越多了？這個根本不通嘛，對不對。同樣的，你的家庭歧視的問題，怎麼到後來反而越來越強了呢？”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分析說：
“第一，在62年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就要有階級鬥爭的對象，你就要有靶子呀。老一代的所謂黑五類早就被打倒，他們在社會上也完全沒有影響了。很多人就把他們的子女當成了鬥爭對象。
“另外一方面，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這段時間，我們剛好和所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的子女是同代人。那時候我們都面臨著要升學，要就業。儘管在當時幹部子弟一般已經享有不少的特權，但是畢竟不能公開地、名正言順地講這個問題。
“就拿考大學來說，那時中國大學很少，能考上大學的機會並不多，你怎麼著都有考試這一關。而在這些方面呢，那些幹部子弟，老一代革命家他們自己的子女就未必佔什麼優勢。
“在當時，由於長期(以來)共產黨的這種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其實那些青年人想得都差不多，大家那個時候都一心一意要革命，在各個方面表現，不管是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啊，學雷鋒，做好人好事啊，到農村、到工廠裏去下放勞動啊，在這些其他方面大家都表現得差不多。
“這麼一來，他就沒有一種辦法能夠使他們享有一種特殊地位。基於這種情況，我想他特別強調家庭出身，靠這一點就可以把別的人打入第二等。就使得他們的人能夠輕而易舉地、不費吹灰之力地就位於這個社會的上層。我想這是在當時社會特別流行的很重要一個原因。”
*“無產階級領袖”的非無產階級出身*
實際上，中共文革時期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人，沒有一個人出生於無產階級家庭。
毛澤東在1968年7月28日接見北京五大紅衛兵領袖時曾經說：“我那個父親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現在也得坐噴氣式。”周恩來說：“我弟弟周同宇，跟王、關、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衛戍區去了。”林彪說：“魯迅的弟弟是個大漢奸。”
毛、週二人都表現出大義滅親的情操，證明好人可以和壞人親屬劃清界限。林彪則表明壞人的親屬也可以是最優秀的好人。
其實，根據當事人後來的回憶，周恩來把弟弟抓到北京衛戍區，實際上是明抓暗保；而毛澤東不會不清楚，即使自己的父親在世，有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呢？他們這番話顯然都是說給別人聽的。
*政治賤民何其多*
中國並沒有詳細統計當時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共宣佈為所有的地主富農摘帽。《北京週報》報道說，被摘帽的有400萬人。據說在文革中有120萬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計算，加上孫子輩的一代，全國至少應該有5000萬人。這個數字並不包括其他“出身不好”的人。
據中國官方內部統計，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有兩百多萬人，受到迫害株連的人達到一億多人，超過中國當時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謂出身不好的人應該居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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