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在經歷政府軍五次圍剿之後，被迫放棄經營了5年的根據地，試圖躲避政府軍的圍攻。1935年9月，30萬人的紅軍被打得只剩下3萬人，進入甘肅。林彪和聶榮臻的部隊偶然在一份《山西日報》上看到一條政府軍進攻陜北紅軍的消息。他們馬上意識到，陜北有一塊他們從來不知道的紅軍根據地。這個資訊馬上被報告給毛澤東。毛當即決定前往陜北根據地。一個月以後，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殘部抵達陜北根據地，完成了中共紅軍的“長征”。
*毛澤東始捧終棄*
陜北根據地使中共得到喘息的機會，為中共日後壯大進而奪取政權提供了決定性的機會和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紅軍陜北根據地對毛澤東和整個中共有救命之恩。毛澤東說：“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崗山，小正統是陜北。高崗同志就是小正統的代表。這個邊區是高崗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陜北救中央”。
毛澤東說到的高崗就是中共建政以後第一個“反黨集團”--“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頭號人物。
*割據首領 方面大員*
高崗1905年出生於陜西省衡山縣。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4月和謝子長、劉志丹等人一起創建中共陜北根據地。曾經有一度，政府軍重創紅軍，中共陜西省委書記兼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叛變，紅軍部隊一蹶不振。高崗顯出英雄氣概，對殘余部隊說：“月亮都有時圓，有時缺，革命在一時一地的失敗算得了什麼？失敗了再幹呀！咱們道理正，窮苦人都站在咱們這邊！”遂同劉志丹一起帶殘部殺出重圍，陜北共產黨根據地起死回生。
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時，高崗是中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委和紅軍第15軍團副政委。
毛澤東顯然對高崗十分欣賞，他說：“白區工作劉少奇是模範，邊區群眾工作，高崗是模範。”
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局，高崗任書記。當時，中共南方局的書記是周恩來；華中局的書記是劉少奇。
*毛派幹將*
在中共“延安整風”期間，高崗成為毛澤東整風的主將之一。毛澤東曾經說：“經過延安整風，我結識了幾個親密的朋友。有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木、高崗、陸定一、彭真。還有周揚。”也就是說，毛澤東已經正式將高崗劃入了“毛派”。
“延安整風”之後，中共隨即在1945年4月召開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高崗成為中共政治局委員，進入由13個人組成的中共領導核心。
*經營東北*
1945年11月，高崗被派往東北，也成就了高崗走向權力巔峰的契機。中國現代史專家宋永毅指出，高崗在東北得以出頭，主要是林彪的提攜。
宋永毅：“這個和林彪有關係。開始東北最主要的負責人是彭真。但是因為彭真和林彪搞不攏，老毛就把彭真給撤了，林彪和高崗很合得攏。林彪走了，他就把它(工作)直接交給高崗。這個當然和高崗的能力也有關係。他是個地方幹部，但是他也有軍事的，尤其是軍隊的後勤什麼的(經驗)。在‘抗美援朝’中間充份顯示出他這方面的才能。”
1946年6月，高崗擔任中共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地位僅次於中共在東北的第一首長林彪，主管後方建設和支援前線，成績斐然。林彪率領第四野戰軍打進關內之後，高崗成為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兼東北軍區司令員，將東北的經濟建設搞得有聲有色。
*高副主席*
毛澤東對高崗的才幹十分欣賞。據曾經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回憶，毛澤東當年甚至說過“林(彪)不如高(崗)”。薄一波評價說：“高崗為建國初期國民經濟工作做了巨大的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毛澤東特別提名高崗擔任6位國家副主席之一。當時，毛澤東是國家主席，擔任副主席的中共人士分別是朱德、劉少奇和高崗。 1950年，北韓戰爭爆發。高崗領導的東北地區成為中國志願軍的後方基地。志願軍司令彭德懷對他出色的表現大加讚賞說：抗美援朝一開始，我們是兵精糧足。兵精，是高大麻子(高崗)主持練的；糧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學智）共同搞的。戰爭相持期間，兩個麻子保證了志願軍的武器、彈藥、糧食、車輛、醫藥等供應，是抗美援朝勝利的兩大功臣。
1951年10月，高崗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親蘇建議 搬弄是非*
可是，這樣一個對毛澤東、共產黨忠心耿耿的高崗後來據說“反黨”了，其中一條“罪狀”就是“在中蘇關繫上撥弄是非，不利中蘇團結”。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49年7月，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訪問蘇聯，高崗是代表團成員。據蘇聯駐東北中東鐵路的代表、後來擔任過蘇聯駐中國顧問團第一任團長的科瓦廖夫回憶，高崗在蘇聯期間“建議把東北宣佈為蘇聯的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說這樣做可以避免東北遭到美國侵襲，並且可以成為南進擊敗蔣介石鬥爭中的最可靠的基地”。
史達林當場對高崗的建議提出嚴厲批評。劉少奇也嚴厲批評了高崗。高崗很氣，向科瓦廖夫秘密報告了中共高層領導內部的一些情況，說某些中國領導人對待中蘇關係虛偽，有反蘇行為。科瓦廖夫隨即寫報告給史達林。
不料，史達林並沒有買高崗的賬，而是向毛澤東和盤托出了科瓦廖夫的報告和高崗的密報。科瓦廖夫回憶說：“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我聽說史達林......把高崗個人給他的全部情報案卷給了毛澤東。”
前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回憶錄續集《最後的遺言》中也證實了這件事。他說，當時的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蘇共領導層報告，“說中國領導班子中有許多人對蘇聯和我們黨不滿。據他說，口頭上積極反對我們的有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關於中國黨內這種內部情報，有許多顯然是高崗捅給我們的。”“史達林決心贏得毛的信任與友誼，所以他把......與高崗談話的記錄拿給毛看。”
據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回憶，後來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訪華時，毛主席對赫魯曉夫說，“有個總顧問，叫科瓦廖夫，給史達林寫信，說高崗告訴他，中共分兩派，劉少奇、周恩來是親美派，高崗是親蘇派。後來，史達林要見我了，就把這封信交給我了。”
閻明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曾經就科瓦廖夫給史達林的信的情況向曾經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詢問。閻明復回憶說：“楊老說：‘主席回國後叫中辦把科瓦廖夫的信印發給在北京的政治局同志，指明不要給高崗。’”
毛澤東同史達林見面是在1949年12月。也就是說，毛澤東對高崗與蘇聯共產黨的關係早就知道，但是他一直引而不發，反而繼續重用、提拔高崗。顯然，這一條罪狀至少在當時並不是致命的。
*宗派活動 反對劉周*
其實，高崗最根本的一條“罪行”是“進行宗派活動”，“積極反對兩個中央領導同志”，即劉少奇和周恩來。
對於劉少奇，高崗的不滿應該始於1949年。高崗當時在東北主張立即消滅資產階級。1949年5月，劉少奇批評東北局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上“左”傾。
在農業發展問題上，高崗主張儘快進入合作化。1950年，他領導的中共東北局主張開除已經雇工、發展成富農的黨員。為此，劉少奇于1950年1月專門同中共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談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要防止急性病”，表示富農黨員也可以是好黨員。“東北即使有一萬黨員發展成富農也不可怕。”他說：“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
1950年到1951年間，高崗和當時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之間發生了一場工會工作方針之爭。鄧子恢認為，在公營企業中，工會應該代表工人的利益，不能成為廠方的“附屬機關”。高崗則認為鄧子恢的觀點“模糊了工人階級的領導思想及其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第二模糊了公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模糊了公營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本質區別”。
劉少奇表示支援鄧子恢的觀點，而且親自指示不要發表高崗談這個問題的文章。
*毛不滿劉周“右傾”*
但是高崗的觀點和毛澤東一致，就是要削弱私有經濟，加強中共對經濟的統一領導，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薄一波回憶說，高崗在收到劉少奇1950年1月關於東北富農黨員的談話記錄後，“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給陳伯達看，對少奇同志談話的不滿形于顏色” 。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寫報告，主張“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經濟，向合作化推進。7月，劉少奇在黨內公開批評山西省委的意見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但是毛澤東隨即明確表示，他支援山西省委的意見。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則將高崗有關東北農業互助合作的報告轉發給全黨學習。
此時，毛澤東對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也相當不滿。19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務院財政委員會公佈新稅制，取消了對合作社經濟的優待，薄一波在《人民日報》社論中提出“公私納稅一律平等”。新稅制公佈以後，在社會上引起震動和不滿。
毛澤東聞訊大為光火，嚴厲批評“公私納稅一律平等”的口號，說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並且指責周恩來為首的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
本來，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毛澤東提出的方針。中共1948年9月政治局會議和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確定新民主主義社會要二、三十年，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劉少奇和周恩來只是在執行中共的既定方針。但是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以後顯然想儘快進入社會主義，因此認為劉少奇、周恩來“右傾”。毛感到他的想法只能另辟蹊徑來實現。
*五馬進京 一馬當先*
1952年，毛澤東大幅度調整黨政領導機構，將五個大區的主要負責人調入北京進入中央領導機構，包括高崗和鄧小平等人，人稱“五馬進京”。中國現代史專家宋永毅說：
“‘五馬進京’那些人從地方上拉過來，實際上是他為了離開黨務和政務系統，建立一個自己比較直接能夠控制的一個派系吧。就是互相牽制。就是搞他的權術平衡。老毛這個人啊，他一旦覺得正常的黨務、政務他指揮不動的時候，他老是搞一個特殊的‘軍機處’，‘文革’中間是‘中央文革’嘛，代替書記處。‘五馬進京’也就是他這個動作，這是他一貫的。”
毛澤東撤銷了周恩來為首的政務院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各部門的黨組直接受中共中央領導，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事項均須請示中共中央，由中共中央做最後的決定。
毛澤東還將政務院的權力分散，由高崗擔任新設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負責經濟計劃工作，委員會成員包括陳雲、董必武、彭德懷、鄧小平、林彪、彭真等，都是當時的副總理或者部長。同時將政務院八個主要工業部門交給高崗負責，國家計委被戲稱為“經濟內閣”；其他政法、財經、文教都分別由別的一些領導人分管。相比之下，作為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失去了統籌政府各部門工作的權力，只負責外交和外貿部門。
高崗的地位和權力不僅超過另外四位“進京大員”，被人形容為“一馬當先”，而且高崗當時是以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上述職務，因此帶有強烈的與周恩來“分庭抗禮”的味道。此時，高崗肯定也感覺到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宋永毅說：
“毛把他放在這個位置上，而且讓他抓了8個重要的部，就說明瞭毛相信他，把他放在和劉少奇，和周恩來發生矛盾的這個風口浪尖上。他去管那些部，實際上在組織建制上，這種做法是不對的。部嘛，當然是應當國務院管了。他突然搞出這樣一個(機構)來管這些東西(部)，本身就把他放到了劉少奇、周恩來的對立面。”
*秉承毛意 打壓劉周*
1953年5月19日，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說：“嗣後，凡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他還在“否則無效”四字下面加了重點號。他還說：“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這一切，高崗也一定都看在眼裏。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提出中共領導要設立一線和二線，自己準備退到二線。在這種情況下，高崗開始了與劉少奇的直接較量，試圖阻止劉少奇成為中共一線的首要領導人。
毛澤東曾經對高崗說過：“中國革命大而言之全國，小而言之陜北，都有一個圈圈，井岡山是紅軍的圈圈，陜北是八路軍的圈圈，我們靠著這兩個圈圈贏得了革命的勝利。現在有人又說還有一個圈圈，那就是白區的圈圈，是紅區和白區兩個圈圈，製造思想上的混亂，不可不察。”高崗日後多次借用這段話指責劉少奇搞白區圈圈壓紅區圈圈。
1953年6月，中國財經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指定薄一波做檢討。高崗順勢猛批薄一波，藉以打擊劉少奇。8月12日，毛澤東到會講話，嚴厲批評“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毛澤東還再次猛烈批評了“分散主義”。
劉少奇顯然感到了來自毛澤東和高崗的壓力。據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回憶，劉少奇曾經在1953年11月先後兩次到高崗家，與他“溝通、檢討”。但是高崗沒有什麼表示，似乎並不想接受劉的檢討。劉少奇當時是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壓力，應該沒有必要向高崗委曲求全。反過來，高崗如果沒有得到毛 澤東的鼓勵和暗示，想必也不可能對劉少奇傲慢無理。
宋永毅：“高崗有沒有野心？當然有野心。但是中共的政治鬥爭何等殘酷，他們不是不知道。高崗這樣一個地方進來的人，在中央也沒有多大勢力的人，他如果沒有得到毛的支援，他做這些事情不等於是自殺嗎？當然他是得到了毛的支援的。”
正如1980年鄧小平接見胡耀邦、胡喬木、鄧立群時所說：“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指毛澤東)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理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裏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援，因此暈頭轉向。”
*奉毛之命調查劉少奇叛徒問題*
高崗從毛澤東那裏得到的最強烈的資訊也許莫過於毛澤東親自佈置高崗去查劉少奇的叛徒問題。中國獨立記者高瑜在2006年採訪過高崗的遺孀李力群。高瑜說：
“私下裏，他讓高崗去查1929年的敵偽檔案，說劉少奇有自首的行為。高崗是交給東北局的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張秀山去把這個完成了，而且照了很多相片，都交給毛主席了。”
記者：“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高瑜：“(19)52年之後了。”
*支援者和反對者*
此時，高崗在高層領導人中也四處徵求意見，尋求支援。他找過西北局的彭德懷、原來中南局的林彪、西南局的鄧小平以及陳雲。依據現有資料來看，彭德懷和林彪都對高崗表示了一定的支援。鄧小平不支援高崗。在高崗倒臺的過程中，陳雲的角色比較詭異，也十分關鍵。
高瑜：“這個陳雲在東北不是和高崗共過事嘛，高崗當時對陳雲也是很尊重的。就說，你當一把手，我呢，去剿匪，我去打仗。全盤你抓。高崗由於和陳雲這種私下的關係，對陳雲非常尊重，稱陳雲為‘陳聖人’。後來習仲勳說了一句話，就說這個‘聖人’把‘人聖’(指高崗)給搞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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