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隆重舉行了建校九十週年暨推選九十名知名校友的活動。這條校慶的消息，相對於伊拉克的戰火以及中國的股市沉浮和奧運熱，實在算不上大新聞。然而，就是這所普通北京中學的校慶活動卻在海內外媒體引起巨大反響。雖然北師大女附中校慶活動已經結束三個月了，然而余波至今仍在太平洋兩岸盪漾。
爭論焦點是一位名叫宋彬彬（宋岩）的女校友和一位名叫卞仲耘的女校長。
*校方：為主席佩戴紅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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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彬彬曾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 |
北師大女附中的官方網站上這樣介紹這次活動：
2007年9月8日，北師大實驗中學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盛大的“光榮與夢想”校慶九十週年慶典。學校全體師生、部份校友、部份退休教師、領導嘉賓、外國使節、香港姊妹校師生等近六千人出席了慶典。
慶典由中央臺著名主持人羅京，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北師大實驗中學校友陳魯豫，北師大實驗中學音樂教師梁樂、北師大實驗中學初二5班謝依一同學共同主持。
根據校方的報導，在慶典上，學校對校慶活動中網上公開投票評選的90名知名校友頒獎，其中包括校友宋彬彬。校方網站介紹說：
宋彬彬，女，畢業于1966年。1966屆高中3班。宋彬彬在校學習時熱愛學習，熱愛集體，關心同學，尊敬師長，嚴格要求自己，積極參加社會工作，高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見紅衛兵時，為主席佩戴上紅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後響應國家號召去內蒙插隊；十年動亂後，出國求學、工作，研究生學歷。
引起爭議的是“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見紅衛兵時，為主席佩戴上紅袖章”這句話。
*從名揚天下到臭名昭著*
《新美國媒體》（New America Media）2007年12月21號首頁刊發了艾伯林撰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在毛澤東一百一十四歲生日之際，前紅衛兵領袖的過去浮出水面”。
《新美國媒體》在編者按仲介紹說：一張被長期遺忘的一位青年女子給共產黨領導人帶紅衛兵袖標的照片，在網路中再次浮現，從而使得當年的紅衛兵、今天居住在美國的科學家宋彬彬的名聲被玷污。
《新美國媒體》的文章寫道：“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一百一十四歲誕辰到來之際，毛澤東接見一位女紅衛兵的照片流傳于中國互聯網上，很快激起了對這個女孩子的憤怒。“ 《新美國媒體》”的報導說：“四十一年前，當年她只有十八、九歲，是北師大女附中的高三學生。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她作為紅衛兵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被毛澤東接見。她被授予了一個特殊的榮譽，把紅衛兵袖章戴到毛澤東的袖子上。在她給毛澤東戴袖章的時候，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回答說：叫宋彬彬。意思是溫柔而有禮貌。根據當時在場的一名攝影師的回憶，毛以開玩笑的口吻告訴她，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尋求武鬥。”
“新美國媒體”的報導說：“一夜之間，這個女孩子的名字改成了“宋要武”，並紅遍大江南北。年輕驕傲的宋彬彬根本沒有料到歷史是如何把名揚天下變為臭名昭著。很快，她的名字變成了紅衛兵武鬥的象徵，而且並非徒有虛名。“
*血腥年代的紅衛兵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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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像再現紅衛兵批鬥學者等人景像 |
“新美國媒體”報導說：“就在天安門廣場上幸福時刻的兩個星期之前，在宋的學校發生了一起殘酷打人致死的事件。北師大女附中的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打致死。這個事件後來成為歷史性事件，卞仲耘是文革中被學生打死的第一位老師，隨後這种經常出現的現象蔓延到全國各地。”
“新美國媒體”報導說：“宋彬彬在1966年打死校長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然雲遮霧罩。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僅僅是她當時是紅衛兵的領袖。”《新美國媒體》援引當時目擊者的話說，宋彬彬當時在校園裏，而且讚揚這一行動的正確性。
“新美國媒體”報導說：“時光飛逝，四十年過去了，今天的宋要武把名字改回了宋彬彬，並且低調在美國生活了二十七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她的母校在慶祝校慶九十週年的時候，出於一種外人無法知道的動機，在校慶的一本特別畫冊上展示了宋彬彬和毛澤東的照片，而在這一頁照片的另一面，則是被學生毒打致死的副校長卞仲耘的照片。”
*自我介紹中不提不辯不道歉*
在宋彬彬自我介紹中，她稱自己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環境與行星科學博士學位，而且是本係第一位華人博士學位獲得者。在她長長的自我介紹中，她根本沒有提及“紅衛兵”、一九六六年、沒有道歉、沒有辯解、什麼都沒有。這或許是她在美國生活的行之有效的竅門，但是她的母校卻不是她的歸化國---美國。
如果她相信中國人已經把過去遺忘了，那她就錯了。人們看到了她寫的文字，這些文字激起了巨大的憤怒。很多人對宋彬彬吹噓她在美國的成功，同時只字不提她在高中時的舉動感到憤慨。人們稱她是母校的恥辱，說北師大女附中九十年校慶是一個無恥的校慶。
*文革死難者家人之怒*
北師大女附中的行為也引起卞仲耘丈夫的強烈憤慨。今年八十七歲的王晶(堯)(三土，音堯)2007年12月22號寫了一封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的公開信。公開信說：
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90年校慶活動已經結束3個月了。在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90年校慶“評選”“知名校友”的活動中，校方將宋彬彬圈定為“知名校友”；在9月9日的慶祝大會上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豎立在學校大操場上；並將毛澤東接見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難者卞仲耘的照片一併刊登在《校史》和《圖志》中。
這件事在海內外引起普遍譴責，網路和刊物上質疑之聲遍佈。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方迄今仍然置若罔聞、毫無回應、令人駭異。
*“誘發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信號”*
作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提出了三條要求：
第一、1966年8月5日，原師大女附中（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裏，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兇手慘無人道，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用軍靴踐踏，折磨達數小時，其過程令人髮指！宋彬彬是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她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彬。對此，我不得不提出強烈抗議。
第二、現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方公然違背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將宋彬彬的活動和“8.18”事件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這是對中國全體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最嚴重的傷害，對歷史的褻瀆。這種肆無忌憚的舉動，是公然誘發“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信號，應該引起全黨全國人民的警覺。
王晶(堯)提出的第三條要求是要求校方做出明智的處理，撤銷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榮譽稱號，並將處理結果通報海內外校友和在校師生員工；組織全體在校師生，尤其是要組織學生認真學習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讓青年學生認清文革曾經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
卞仲耘丈夫王晶(堯)提出的三條要求，雖然沒有見諸於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卻在中國中文互聯網上獲得聲援和支援。
*“文革惡之花”*
香港動向雜誌刊登中國獨立知識分子冉雲飛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文革惡之花再度開放》。文章說：
宋彬彬是一朵“文革惡之花”。沒經歷過血雨腥風文革的人大概並不知曉，她在文革可謂紅遍中國。她不僅開文攻武衛之先河，而且開打死自己所在學校校長老師之先例，更因此“血染的風采”而受到毛澤東于天安門城樓的接見，並欽賜其更名為“宋要武”。
至此，其“不愛紅裝愛武裝”之血染的“風采”傳遍大江南北，成為紅衛兵打砸搶，以及進行派系鬥爭、人身傷害的楷模。文革死亡人數的確切數字，現在當然無法弄清，但死亡人數之眾多，可謂觸目驚心。我們不能說每一件血案都與宋彬彬有關，但宋彬彬如此榜樣，所起的教唆作用，是無論如何脫不了干系的。
冉雲飛還說，一個人犯錯當然應該受到批評譴責，但犯了錯死不認錯，這樣的人無論如何不應該再度成為受人追棒的榜樣。
*有華人批美但不離開美國*
冉雲飛還從宋彬彬談到了一批移居到美國，然而卻反對民主和自由理念的的美籍華人學者。他說：這些人身居民主自由的美國，享儘自由民主的好處，卻想繼續把自己裝扮得乾凈體面，愚弄母國民眾乃至反對母國推行民主自由的海外中國人，包括像宋彬彬這樣的“文革惡之花”，不知尚有多少？研究文革及中國諸多災難的學人，應該有義務向人們公佈這一切真相。
*血色惡文*
雖然宋彬彬沒有在自己的介紹中談到文革中的經歷，但是她當時寫的一篇文章卻白紙黑字成為中國寶貴的歷史文件。1966年8月19號，也就是她在天安門城樓上被接見後的第二天，宋要武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我給毛主席帶上了紅袖章》的文章。文章說：
“過去，修正主義的教育制度緊緊地束縛著我們，想把我們革命的棱角都磨光磨圓，把我們磨成不敢造反的文質彬彬的書獃子。今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給我們指明瞭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從“彬”到“武”，這反映了人們思想的一個大變動，反映了革命的小將們在成長，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
後來，北師大女附中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這個學校在慶祝校慶的時候，沒有提到這段歷史。
*宋彬彬的否認和辨白*
宋彬彬本人否認人民日報的文章是她寫的。 宋彬彬後來在美國接受媒體的唯一採訪，是在卡瑪拍攝的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宋彬彬和幾個當年紅衛兵領袖以面部被馬賽克模糊處理的方式在卡瑪的紀錄片中出鏡。宋彬彬否認人民日報的文章是她寫的。她說：“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但是到處都是我的謠言，就說給毛主席戴紅袖章的‘宋要武’，怎麼怎麼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
宋彬彬還說：“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我給毛主席帶上了紅袖章》，通篇文章用的是第一人稱，而且呢還署名一個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擱一個括弧，宋彬彬。真沒想到報紙為了宣傳的需要，竟能夠這麼無中生有的給我安上這麼一個名字，而且以我的名義去發表這麼一篇文章”。
“我覺得為了這個名字使得那麼多的人受到迫害，覺得非常的難過，我們當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現在這個文化革命已經跟我當初參加的時候所想的距離太遠。”
這也是宋彬彬唯一一次通過媒體對那段歷史作出的反應。
*從學校之舉看當局心態**
獨立評論人士書吃在一篇文章中說：“在鮮血和暴力交織的紅八月的紅色恐怖中，其背後所顯示的資訊誰都能夠輕易解讀，宋彬彬可以說自己沒有動手打過人，也可以說她不同意官方強加給她的那個宋要武的名字，但是對這些引發紅衛兵血腥及暴力行為的文化符號，只是輕輕一句非常難過就可以一筆帶過嗎？！
“北師大附中對宋彬彬的這種肯定，代表了官方對文革歷史的拒絕懺悔的態度，這種不懺悔的形態，其實就是對歷史真相的反動，從另一層意思來理解，就是對過去乃至現在的惡行的掩蓋，做惡而不懺悔就預示著再次做惡的可能。
“文革雖然結束了四十年，但是從很多地方來看，文革並沒有結束，文革的暴民意識、對生命的蔑視和對文化的破壞，至今仍然在我們中間以某種方式蔓延著。”
*網民斥責宋要武*
一些中國網民紛紛對這個事件發表評論。一位網民評論說：“宋要武，亦或宋彬彬，你說你一直是反對打人，揪鬥、折磨、用帶鐵釘板子毆打卞仲耘老師致死時，你肯定在現場，你若不是兇犯，那麼誰是元兇？誰是真兇？紙片上的七個名字你肯定知道，第一個是誰？其餘的分別叫什麼？請你站出來，一一指證。
“別只會呆在美國享福而榮辱倒置，以為藉此就可抹去自己身上的血腥。別忘了，那份校慶刊物給你記錄的不是什麼榮耀，而是伴隨你一身的恥辱，正義的法庭終有一天會對你和你那夥暴徒作出嚴厲的審判！”
這位網民提到的紙片上的七個名字，指的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接到妻子被打死的通知後急忙趕去醫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冰冷屍體，特別是卞仲耘的頭部，腫的很大，而且全部呈烏青色。
當時北師大附中的紅衛兵頭目和“革籌會”頭目見了王晶(堯)，王不認識這些年輕的面孔，於是請求寫下他們的名字，這張有七個名字的紙片，王先生一直保存，而據說這七個名字的第一個，就是宋彬彬，她當時是學校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
*毛之責和紅衛兵之責*
有的網民認為，人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心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18歲的宋彬彬還只不過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她是犯了錯誤，但是讓她承擔文革武鬥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全部責任也有失公道。
另一位網友也為宋彬彬叫屈說，文革中的暴行，應該由毛澤東負主要責任。他說：“只要毛不受清算，還在天暗門城樓對國人眈眈虎視，任何劊子手都有叫屈的資格。”
不過，他們的觀點受到不少網民反駁。
一位網民說：瘋狂的年代？不懂事的孩子？ 多簡單，就這樣把責任推乾凈了？人是可以犯錯，但不可以沒有良心。
*不正視文革傷疤*
還有一位網民認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民族不敢勇敢地正視文革的傷疤。他說：“一個民族不敢直面自己的陰暗面，用把頭埋在沙子裏的招數對待醜惡的過去。畢竟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另一位網民尖銳地指出：社會人心根本欠缺反省力。所謂5000年文明，不免有些可悲。遺忘、否認、抵賴，並不只屬於日本啊。
*“對暴君的無恥宣揚”*
一位網友分析北師大女附中校慶風波背後深層的原因說：“行惡者被獎賞，勝者為王的暴力歷史觀，至今還是公開的歷史觀。對暴君的無恥宣揚，其實就是北師大附中校慶風波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沒有深刻的反思，我們每一個人終將重新履及泥污，陷在暴力的威脅下無法自拔。無法棄惡，何以揚善？”
獨立中文筆會刊登晉松的文章，分析了"宋要武們"的不懺悔或以罪為榮的心理是否跟大陸官方對文革的態度有關。晉松寫道：
“試想一下，如果在德國某個學校，某個“知名校友”的照片也登上紀念冊，但裏面的照片是該校友給希特勒獻花，那將是怎樣的一個場景？但當代的德國絕不會出這樣的“大不韙”。因為德國政府以及民眾真正發自內心地深入了解納粹真相！ 這種行為的醜惡在德國民眾中是“心知肚明”的。正是由於德國從上到下對納粹罪行徹底懺悔，才有了今天的良好形像。
“而我們國家呢？從上到下，甚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研究’、‘關注’文革，除了掩蓋真相，還長期阻礙民間的研究與關注， 更遑論‘反思’與‘懺悔’了！所以‘宋要武們’今天的‘表演’，並不讓人感到太意外。”
*王友琴為文革死難者著書建園*
在節目結束的時候，我們要介紹在北師大女附中九十年校慶中沒有被推選為“知名”校友，卻在海內外受到高度尊重和評價的王友琴。文革後，王友琴以當年高考狀元的分數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後來又獲得中國社科院文學博士學位，現在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
王友琴在文革中，親眼看到自己的同學和紅衛兵毆打和侮辱老師和校長。這些青少年不但用皮帶和帶釘的棍棒將老師和校長們打得死去活來，還用開水澆他們，強迫他們吃糞便。很多師長不堪殘害和羞辱而自殺。
在良心的驅使下，這位傑出的北師大女附中的校友利用自己休假的時間自費回國，用微弱的聲音呼喚著整個民族即將消亡的慘痛記憶，她以精衛填海的方式來挖掘那段史無前例歲月中的殘暴與血腥。先後出版了《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在互聯網上建立了“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2004年，她將整理出的659位文革死難者的個案和資料匯集，在香港開放雜誌社的協助下，出版了第一本關於文革非正常死難者傳記的書籍《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全書50萬字。
*警世之言*
王友琴在書的序言中，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同樣是動物，在看到同類被殺之後，牛群會拒絕前往同類被殺的地方，哪怕那裏青草肥美，並會發出悲傷的吼叫。而雞群卻不但仍然在同類被殺的地方嘻戲玩耍，還會爭搶被屠宰的同類的內臟一飽口福。王友琴是從一個文革中下放到農村餵養牲畜的教師那裏聽到這個故事的。她說：“對活在文革後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置”。
聽到這裡，聽眾朋友們也許會像王友琴那樣，在心裏問自己：我要作牛，還是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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