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間，千千萬萬學生上山下鄉，被稱為“知識青年”，他們成為中國的一個獨特的群體。數十年後的今天，當年知青的命運千差萬別，有的成為國家領導人，有的成為腰纏萬貫的大款，但更多的知青至今仍然生活在社會底層。一位20世紀60年代下放江西插隊的聽眾朋友最近給美國之音寫信，談到她的生活狀況。
這位姓鄒的聽眾朋友1949年出生，原來家住江西省撫州市。她1968年下放到本省一個公社的生產隊勞動。鄒女士寫道：
“1987年6月30日，我自願自費到本地縣醫院做人工流產手術。回家後，我一直髮燒，臥床不起。治療一段時間，病情沒有明顯好轉。當年7月21日，我進行第二次手術後，病情仍未見好轉。為迫使我出院，醫院中斷了治療。迫於疾病煎熬，我先後到省裏幾家醫院治療，長期吃藥，家中一貧如洗。”
鄒女士說，1991年她的婆婆病逝，無錢安葬，向當地政府申請不到救助，所以她不得不以婆婆的房屋做抵押，向信用合作社貸了有息貸款500元。幾年後，她連本帶息歸還了800元，沒想到，當地官員竟把這500元貸款說成她做人工流產後政府發放的補償金。
鄒女士寫到：“我先後兩次到北京反映問題，國家計生委兩次批文要求當地政府‘妥善處理，結果望告’，但回到當地，當地官員置之不理，藥費問題仍得不到解決。”
鄒女士說，從1993年起，她經營店面，自賺藥費，維持生計。她寫道：
“這個店面佔地面積14.28平方米。1999年，我這個賴以謀生的店面被縣政府以市容整治為名拆毀，並藉口屬臨時建築，不賠分文，拆下的磚瓦木料也被縣建設局運走。拆除之後，幾名當地官員投資建商品房。我無權無勢，公民基本的謀生權益也得不到保障，而某些官員卻可以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打著‘市容整治’的幌子巧取豪奪，毀民店建高樓大廈高價出售。官員生財有道，百姓謀生無路。現在我家除低保外，沒有其他固定收入，生活十分困難。”
在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如今像鄒女士這樣艱難度日的不知還有多少。他們的青春年華在災難性的“文革”中度過，現在又淪落到老無所依的境地，令人不禁為他們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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