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導致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的問題日益嚴重。中國正在推進全社會的慈善意識，加大慈善捐贈力度，來彌補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衡。

在日前閉幕的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中國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中國正積極發揮慈善事業作為社會財富調節器的作用，透過稅收等手段提高全社會的慈善意識來彌補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衡。

中國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說，中國將努力敦促全社會參與慈善捐贈，力爭在2010年達到慈善捐款500億元人民幣的目標。他說，通過鼓勵社會的全體成員，而不單純是富人捐款，才能緩解困繞中國日益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失衡，緩解貧富之間的緊張矛盾，使整個社會更加和諧。

中共從2004年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開始把慈善事業與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一起作為社會保障體系寫入中共黨的文件。中國總理溫家寶2005年在人大十屆三次會議上，提出要大量支援慈善事業的發展。

據統計，中國目前有各種慈善組織28萬多個，基金會1100多個。但是，中國全社會參與慈善事業的比例卻非常低，2006年中國1000多萬個企業中，有捐贈紀錄僅為1%，他們透過政府渠道捐贈了35億元人民幣。

*慈善有助於社會發展及進步*

威廉.達蒙教授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著有《認真看待慈善：超越崇高善意、負責任地慷慨解囊》一書。達蒙教授說，中國政府召喚全社會成員參與慈善事業，能有助於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他說：“我認為，中國政府敦促人民向慈善事業捐贈是件非常有功德的事情，因為慈善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途徑之一。慈善事業能資助非常重要的教育、科學、藝術等機構。中國政府能支援慈善事業，的確是件好事。”

達蒙教授說，向慈善事業捐贈展現了捐贈者的“利他主義”，希望通過他們的努力，使社會成為一個更好的居住地，改善他人的生活，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事業。

*貧富懸殊加大社會矛盾激增*

中國幾十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在產生數以千計億萬富翁的同時，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民的生活非但沒有什麼大的改善，反而越來越貧困。這种經濟發展過程中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導致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社會緊張、社會的不和諧日益困繞著中國當局。

有觀察人士認為，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和失缺的情況下，調動全社會資源，讓人民自覺自願地慈善捐贈，有利於一定程度的財富再轉移，並縮小中國正在加大的貧富差距。

*解決貧困出路在於教育*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達蒙教授認為，從財富再分配的角度看，向貧窮困苦的人們捐錢捐物，雖然能發揮扶危濟困的作用，但從根本上扭轉和改變貧困人口的命運，只有通過教育，賦予他們自食其力，創造財富的知識和技能。

他說：“教育的作用甚至更大，因為教育賦予人們自食其力的技能和工具，能通過他們的努力擺脫貧困，趕上他人。因此，教育是解決經濟差距的唯一最佳途徑。教育是慈善事業捐贈的主要對象之一，它能通過培訓，把各個年齡階段的人都納入經濟體系之中。這是慈善資金的最好用途之一。”

有統計資料顯示，2006年中國慈善組織機構募捐和民間互助捐贈達100億元，相當於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0.05%，與一些發達國家佔GDP總量的3%到5%相比，差距很大。美國平均每年的慈善捐款折合人民幣高達2萬多億元。

*恢復民眾對慈善機構及政府信心*

中國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承認，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首先要恢復人們對慈善事業、對政府的信心。

幾年前，致力於扶持貧困兒童就學、改善貧困地區教育落後狀況的“希望工程”因為挪用基金的財務醜聞在人們心目中的形像一落千丈。

王振耀說，恢復人們對慈善機構的信心，要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增加賬目的透明度，才能防止善款不落入腐敗貪官的腰包。

*仔細考量善款去處及用途*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達蒙教授說，慈善捐贈人在捐款時要認真考量錢的去處和用途，不要給一個慈善團體太多的錢。

他說：“捐款只是做善事努力的一半，另外一半是必須仔細考慮用善款去資助什麼。如果不再三考慮錢的用途，可能會鑄成大錯。可能把錢浪費掉，甚至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儘量保證用於公益事業*

達蒙教授還表示，由於慈善捐贈能抵稅，有時高達50%，因此捐贈人在捐款時肩負著額外的責任。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講，捐贈的錢是公眾的錢，如果不捐贈這筆錢，就必須向政府交稅。因此，必須保證本應向政府交稅的錢被用在公益事業上。

在剛剛結束的人大會議上，《企業所得稅》草案獲得通過。新的企業所得稅規定，企業公益性捐贈支出的免稅額度由目前的3%提高到10%。

觀察人士認為，中國修改慈善事業稅收減免政策之後，中國企業慈善捐贈可望大幅度提高。

*發展慈善事業限制多挑戰大*

不過，中國捐贈方式限制過於嚴格，程式規定過於繁瑣，慈善事業缺乏影響力，慈善行為的非自願化，民間慈善組織的官方化，捐款適用用途不透明等，仍然妨礙著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