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廣泛關注的重慶“釘子戶”拆遷糾紛最近已得到解決，歷時3年之久的抗爭最終以被拆遷戶得到一大筆賠償而告一段落。北京的獨立評論人士戴晴說，這一事件是中國平民在共產黨治下比較成功地維護自身權益的開創性案例。這篇評論代表戴晴本人的看法。
前幾天聽朋友說，他接一個電話，福建老鄉打來的，非常傷感，說“民運領袖都跑海外去了，你們國內的也沒聲兒了。貪官奸商橫行，中國的事誰管？老百姓怎麼辦呀？”
我問他，這是誰呀──實在太悖晦了。貪官奸商固然橫過以往任何時候，但中國的事莫非還要靠“領袖們”麼──李自成？洪秀全？毛澤東？柴玲王丹？
老百姓怎麼辦？套用共產黨的一句話：“世上沒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但此處的“自救”，既不是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毛澤東的“槍桿子裏邊出政權”。我們中國百姓從自己被宰殺、被剝奪、被愚弄的慘痛經歷中已經明瞭，“打翻一個舊世界”未必意味著一個平等、自由、安居樂業的新世界。對於其後繼人鄧小平輩的“富起來”、“硬道理”，“若干個代表”等等，也必須擦亮眼睛、問個究竟，實在不敢一味馴順地盲信、盲從了。
什麼叫不盲信不盲從，重慶最牛釘子戶的抗爭就是。如果那片拆遷的人裏，不僅僅一對吳蘋夫婦；如果抗議官商勾結、侵害平民利益的，不僅重慶一處樓盤；如果除了拆遷，在別的權利與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比如村官賣地、造水壩淹沒家園、河流污染，平民百姓也能站出來，用不著“領袖”振臂一呼，而是依照法律條款，切切實實弄清並保護自己的權益──特別是，別等到刀已經架到脖子上，而是在平時、在比較從容、比較心平氣和的時候，就已經熟知有關法律條款，明白雙方有可能進行的協商與讓步，局勢就不會險惡到非動用警察與外國傳媒不可。
如果全國不是只有一對吳蘋夫婦，而是上千萬、上億這樣敢於公開抗爭的公民，我們中國在21世紀，不用外匯存底、不用載人飛船、甚至不用徹底解決能源危機的核聚變，倒真的可以“掀開歷史的新一頁”了。
釘子戶的抗爭將載入史冊，並且成為中國平民在共產黨治下比較成功地維護自身權益的開創性案例，作出貢獻的，不僅這對可敬的夫妻，不再蠻橫從事的重慶當局也應當算一個；然而最關鍵的，還是通過網路而發出的呼喊──絕對不敢輕忽的民意。
雖然如此，我其實不大同意青年律師陳永苗的提法，說吳蘋夫妻是“站出來為全國百姓、全國拆遷戶說話的，因此代表了公共利益”。
這對夫妻代表的，和開發商一樣，就是他們的自身利益。在他們豁出性命抗爭的時候，是否想到改革大局、想到權貴資本對中國未來的危害等等，並不重要。他們堅持了兩年，只因為搬走之後，無論怎麼努力，也很難找到原先飯館的地段、原先的老顧客和由此帶來的贏利。如果開發商想要這塊地方，就把他們的損失補上。如果嫌補得太多不上算，那您就另找地兒吧。
這理由多麼正當！
我們中國人背負了太重的文化負擔，從春秋時候的“以公滅私”到毛大人的“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好像只有一心為公，才算個人物，才上得臺盤，才得以理直氣壯、振振有辭。
什麼是“公”？它既不是“天命”之類的抽象概念，也不是政客拿來搖晃的旗子。它就是你、我，你和我，你們和我們一個個具體權益的集合。共同的權益可以結合（比如建立農會、商會等等），也可以不結合。個體的權益，就其正當性和莊嚴性而言，並不在某個或某些集合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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