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十萬右派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當時的在校大學生，其中就包括特別受到毛澤東關注的大學生，所謂的頭號學生右派林希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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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希翎在美參加反右研討會 |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49年13歲的時候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3年從部隊轉業，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並且成為小有名氣的雜文作家。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促使她重新認識社會主義。
林希翎說：“胡耀邦的機要秘書曹治雄跟我談戀愛，一天到晚追著我。後來，我們兩個準備畢業以後結婚的。就是因為他給我看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我一看吶，當時氣得不得了。沒想到我心目當中那個嚮往的蘇聯內部這麼黑暗，殺了這麼多布爾什維克。”
1957年，毛澤東宣佈共產黨整風，請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鳴放”提意見，說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林希翎自然不知道這是毛澤東“引蛇出洞”之計。
林希翎說：“我們這批知識分子所以上當受騙啊，全是毛主席號召我們怎麼樣反對‘三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給我們的黨造成極大的危害。你們應當幫助黨整風，批判這些‘三害’，而且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講得漂亮得不得了。”
在5月23日到6月13日這期間，林希翎先後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發表六次充滿激情的講演。
林希翎說：“北大兩次，人民大學四次，正式的。那簡直熱烈的不得了啊。後來打我的時候說，林希翎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地向黨進攻。真是開玩笑，哪什麼組織，孤家寡人一個。開始是一個我的同學，叫劉秉彝，他也是部隊轉業的，他在中文系讀書，經常來我這兒玩玩。我們是一個部隊的。‘到我們北大來看熱鬧，看看’。哎呀，大字報、大鳴放，給我形容一番。到校園一看吶，一下子吸引住了。圖書館正門進去，‘繼承發揚五四革命傳統精神’。那個‘五四’的那種氣氛啊，整個校園紅紅綠綠的大字報。看看看看，看著大概就是走馬觀花看一遍。提出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尖銳的，正是我所想的。那天晚上開辯論會，物理系的學生和法律系的學生辯論胡風是不是反革命。”
林希翎本來並沒有想介入這場“鳴放”。
林希翎說：“我也不是沒有考慮到我個人利益。我馬上要畢業了，我馬上要結婚了，我去碰這些麻煩事幹嗎？這些問題可是政治問題，很敏感的。胡風問題，這是毛主席在中央規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這個人性格裏面啊，我父親、老祖宗是山東人，可能‘水滸’那種基因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種性格害我一生的悲劇。都是為了打抱不平給捲進去，我自己這個倒楣。所以，那次我根本一點計劃沒有。他們要我去，一定留我吃晚飯。那好吧，我也感到新鮮，我去聽聽吧。但是我不發言，我說‘說好了’，因為這麼大的問題可不能隨便講。所以，我坐在主席臺旁邊，我聽聽。可是也沒經過我同意，那個主席當時宣佈：現在我們請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女學生，青年作家林希翎，請她來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呢，一點思想準備沒有。所以，我的6次發言從來沒有講稿的，連提綱都沒有，都是信口開河。就把我推上舞臺了。從那一剎那起，半個世紀以來，好了，我到現在都下不了臺。”
林希翎究竟在講演中說了些什麼，使她最終成為大學生中的頭號大右派呢？
林希翎說：“總的訴求，我牽扯的面很廣：政治、法律、文藝、教育，甚至兩性生活、婚姻愛情，差不多都談了。想怎麼談就怎麼談。對共產黨當時的內政、外交，對蘇聯的政策，學習蘇聯的經驗，全面地進行質疑、批評。最嚴重的問題是，一個呢，我說批判‘三害’，同學們要討論一下‘三害’產生的根源是什麼。就是治病嘛，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該找出病根才能夠對症下藥。我認為這個‘三害’產生的根源與現存制度有關。那你認為現存制度是什麼制度呀？我認為，不僅在中國，甚至在蘇聯，都沒有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史達林宣佈1936年建成了社會主義，是錯誤的！如果蘇聯建成的是真的社會主義，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嚴重的錯誤？法制遭到這麼殘酷的破壞。沒有民主，沒有法制，國家怎麼能談是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都講過，一個新的社會是從舊社會產生出來的，都有帶上那個舊社會的政治、道德、宗教各種痕跡。那麼，我們中國，以前講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所以，我們革命成功以後，也是帶著這些痕跡呀。你不能說這樣一個社會，就馬上說它是社會主義了。如果是一定要說是社會主義國家，你當然要和資本主義區分開來，你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國家，泛泛的。我也說這是封建社會主義。所以這句話，我罪名裏就帶一條是‘誣衊社會主義制度是封建社會主義’。”
林希翎5月23日的講演馬上被整理成內參。毛澤東看到以後，當場將她定為“學生右派領袖”。但是林希翎認為，反右運動不能只歸咎於毛澤東。
林希翎說：“實際上，像劉少奇啊，鄧小平啊，當時都是反右的急先鋒。他們是罪大惡極的，是共犯。不僅是共犯，還是主犯。後來把罪責完全推到毛澤東身上，這個完全是不對的。我在北京大學第一次演講，5月23號的演講，馬上發‘內參’嘛。‘內參’上第一次批示的就是劉少奇：極右分子，請公安部注意。可以說，我第一次演講，專政的機器已經對著我了。”
林希翎不僅自己被打成右派，而且還株連了一大批人。
林希翎說：“在1957年，我株連了中共中央三個中央委員。一個是吳玉章，人民大學校長；還有一個謝覺哉，內務部部長；還有一個就是胡耀邦，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機要秘書曹治雄當時正在跟我談戀愛，馬上開除黨籍，打成右派。害得胡耀邦呢，也給他下放，到陜西去了。吳玉章，他的外孫，叫藍其邦，在我們人民大學經濟係讀書。吳玉章當時是在生病，他就叫他來看看我，聽說我在大學演講，都講些什麼。他來的時候我不在家，就在我房間裏留了個條子，說吳老派我來看看你，向你拿些材料。這個條子後來反右的時候，我的所有東西都檢查，發現信件中有這麼一張(條子)，就把他也開除黨籍，打成右派。一開除以後馬上離婚了。謝覺哉，他也是為了接見我，要秘書給我寫信。他的秘書給我寫了一封信。結果因為這封信查到了，把他的秘書，他最愛的這個秘書打成右派、開除學籍、開除黨籍、下放，妻離子散。我還特意到黨中央辦公廳去，向毛主席反映意見。黨中央辦公廳就給我記錄。那個記錄的工作人員叫王文，是個支部書記。還有楊尚昆也寫了個‘閱’。後來我打成右派，他們都受株連。楊尚昆檢討；王文打成右派。老黨員，妻離子散。我株連的人啊，中央機關據說150個人以上。”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處理林希翎的報告上批示說：“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當反面教員。”然而對林希翎的迫害遠遠沒有就此結束。據曾經受林希翎案牽連的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官員王文回憶，1958年的一天，劉少奇問起林希翎的情況。人大的學生反映林希翎沒有“低頭認罪”。劉少奇說：“那你們應當對她加強監督嘛。”不久，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到人民大學，說“林希翎這樣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還是交給我吧。我有辦法對她進行強制改造”。
林希翎說：“到1958年7月份，當人們都淡忘了這件事的時候，就進行秘密綁架。”
結果，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判處15年徒刑。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林希翎即將刑滿的時候，毛澤東在1973年突然又想起了林希翎。
林希翎說：“毛澤東問起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哎，那個林希翎怎麼樣啊？好不好啊？吳德說，哎呀，我不知道啊。她的事情出的時候，我沒在北京市委工作。我給你打聽一下。結果他們從公安部打聽到，說我已經關起來，關在浙江勞改農場。跟毛澤東彙報了，毛澤東大發脾氣：關她幹什麼？她很年輕，挺能幹的。分配工作！就這麼一個最高指示，沒有任何文件，發到浙江省委。浙江省委到勞改農場宣佈。釋放也沒有任何文件，釋放證都沒有。就給我分配到金華地區一個很偏僻的山區，叫武義縣。在那個地方找一個農機廠，叫我在那裏做工人，而且給我的條件是保密，過去的歷史一個字都不要提。就用我程海果的名字。只有縣委書記知道。當然了，以後那個縣委書記，那個王登林，後來也成了好朋友。我在住醫院的時候，他來看我。他就說，‘海果，你在我這裡啊，你可得乖乖好好的。當時我不敢接受你啊。我這個小縣城哪接受得了你這個大人物啊’。他說，‘你啊，在這裡就好好過日子吧，過去的事情忘了吧。你想，偉大領袖毛主席這麼忙，他居然想起了你，把你釋放。你想想看，除了毛主席，別人誰敢插手你的問題啊？這麼大的事’。我後來結婚那個丈夫當時就是那個農機廠的技術員。他比我小11歲。他們上邊說，給你們分配一個北京來的大學生。他們以為我是剛剛畢業的。所以，我這個丈夫就追求我。到這個程度我就告訴他了，他向我求婚啊。但是呢，他在醫院裏照顧我的時候，他聽到王書記跟我的對話，他傻眼了。啊？海果的事是毛主席規定的？毛主席放的？但後來時我不能改正啊，這個消息啊，對他是極大的打擊。後來我就問他，那你當初幹什麼了？我都告訴你了嘛。我坐牢15年，我是大右派，我都如實告訴他了。他當時很天真，說過去的事情都過去了嘛。毛主席都信任你，我還能不信任你。就那麼個頭腦簡單。那你說，我們都給毛主席玩了，也不知道誰捉弄誰。”
為了孩子不受自己影響，林希翎曾經多次去北京爭取翻案。
林希翎說：“我第一次去翻案的時候，(19)75年，我剛生了孩子，第一個孩子。我不能忍受我的孩子將來還是右派。這個是母親的職責。我覺得我的案非翻不可，就跑到北京去翻案、上訪。我還想去找鄧小平。那時候鄧小平還受批判。結果呢，那個信訪組啊，國務院的什麼，馬上通知公安局，把我立即抓起來，又在海淀分局關了兩夜。然後通知當地公安局把我抓回去。這一抓回去，那個時候正好是批判“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那個造反派一下子把我的事情全部公佈。工廠裏面那個最壞的壞頭頭就給我挂上牌：打倒反革命！大右派到北京去找鄧小平翻案，新的罪名。又辱罵，又毆打。這個姓侯的書記，這個王八蛋是一個國民黨的俘虜兵。我要不然那麼討厭國民黨啊。(笑)國民黨奇怪，林希翎啊，你是共產黨迫害你，你怎麼對我們國民黨討厭啊？他就不知道我的生活經歷。”
1978年以後，林希翎又到北京爭取翻案。但是她不認錯的態度使中共官員十分惱怒。
林希翎說：“55號文件，它說，右派經過二十多年改造，都已經改造好了，所以給你帽子都摘了，包括我。我就不接受。他來給我落實政策的時候，我說：‘抱歉，其他右派是不是改造好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從來沒有接受過改造。歷史將宣判我無罪。我沒認過罪。所以我也不要你摘帽！我拒絕摘帽。’我到人民大學去落實政策的時候，他說：‘林希翎啊，你難道一點錯誤都沒有嗎？你總應該做個檢討。’我說：‘錯誤，做人哪沒有錯誤呀。可是我有錯誤，你們有罪！你們冤枉好人，製造冤假錯案，你們是罪人，歷史的！我寫檢討？我坐在監獄15年都沒寫過檢討，我現在還給你寫檢討啊？太陽從西邊出來吧！地球倒轉吧！’這個態度也冒犯了他們。”
就連當時的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胡耀邦也愛莫能助。
林希翎說：“我到北京去翻案幾次，結果胡耀邦批示了三次，要給我改正的。結果還頂住了，沒給我改。”
1979年，翻案無門的林希翎給鄧小平寫了一篇長達萬餘字的申訴材料，希望鄧小平“能予以親自過問和徹底平反”。結果，林希翎沒有得到任何回音。而且，她的案子再一次株連了胡耀邦。
林希翎說：“改正不改正這個事情啊，是胡耀邦和鄧小平的一個根本分歧，也是胡耀邦挨整的根源之一。我前兩年去北京見到胡耀邦夫人。李昭跟我講，她說：‘林希翎啊，你的事情是耀邦同志的罪狀之一啊。’”
林希翎終於明白為什麼寫給鄧小平的信石沉大海無消息，為什麼她永遠無法翻案。
林希翎說：“鄧小平這麼講：反右運動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是犯了擴大化錯誤。他光承認‘擴大化’。你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都改了，你就為了我一個林希翎右派，你就發動這麼一個大的運動，冤枉這麼多，你還‘基本上是正確的’。你說這些官僚腦袋怎麼長的？為了證明他‘基本上是正確的’，就得留上幾個典型啊，不能改。所以，民主黨派的五個不能改，大學生，譚天榮都改了，我沒改。那五個沒有改的都已經死了，只有我一個活著。鄧小平本身就是反右的劊子手。他自己幹的事，他能否認自己嗎？！他這個政策就是改造、利用、限制，不願讓你真地翻身。所以，他是雙重標準。他自己文化大革命挨批判，他就能平反，徹底平反，百分之一百、兩百地平反。官更高，房子更大，車更小。但是他們當年整人的這筆罪，他否認。”
1983年，帶著失望和絕望的心情，林希翎離開了中國，後來在法國定居，入了法國籍。2001年，當時的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訪問法國期間，林希翎曾經同胡錦濤有過一次簡短的交談。但是雙方沒有談到任何實質性問題。
林希翎說：“胡錦濤他們是好人。但是他沒有條件把這個問題做正確處理。為什麼呢？江澤民也好，他也好，他們的權力來源是鄧大人定的，隔代接班啊。我讓你當皇帝，你反我啊？從他們那個道德倫理上都說不過去。”
前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認為，林希翎沒有必要翻案。
林希翎說：“李銳跟我講：‘哎呀，林希翎，你要它改什麼東西呢？留著不改更好。成了文物。誰給誰平反啊？’”
當年，一個審訊林希翎的中共老情報人員對她拒不低頭惱羞成怒，對林希翎咆哮說：“你看著罷！共產黨還對付不了你這個老毛丫頭！我要讓你年青青地進我這監獄，而把你關到白髮蒼蒼，我要關你一輩子，我要讓你斷子絕孫！”
林希翎說：“勞改隊的隊長說：即使我們把整個監獄裏的犯人，把你們都釋放了，我還得留著林希翎給我們看大門呢。”
顯然，這兩個中共專政機關官員都沒有實現他們的預想。同時，今天的林希翎所關注的也早已不是要翻半個世紀以前的案了。
林希翎說：“我現在要它平反？我告訴你吧，我對它執政的合法性都質疑。江澤民也好，胡錦濤也好，跟鄧、毛都一樣，他們甚至都不是黨內選出來的，他們不是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他們的合法性在哪？它給我平反？將來看看歷史，我們這批人是不是能原諒他們！這還是個問題。誰給誰平反？我看他們很可憐。
“我的最大的錯誤是什麼？我這個思想老超前。說話都說早了。人家看過一本書，叫《原上草》，北大的，包括譚天榮那些右派的言論集。你現在翻開再看看，有哪一點錯了！基本上都是對的，就是說早了。
如果中國沒有一個像台灣的民主化，開放黨禁、報禁，成立反對黨，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這步邁不出去呀，中國是沒有希望的。不僅是我這個右派，整個你看看，右派下來，文化大革命，六四，搞法輪功，以及現在國內對維權運動的鎮壓，這些人不平反、不改正，根本問題是為了還要繼續這麼幹！如果把原來的平反了的話，那麼它還有什麼理由，有什麼法律上的根據繼續製造新的冤假錯案呢？製造冤假錯案是制度性的！當專制集權制度不推翻的時候，不管誰當權，必然地一再重復歷史上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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