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反右運動不僅打倒了幾十萬、上百萬的右派分子，也使他們數以百萬計的家人、親屬受到株連，其中就有上百萬的右派子女，文革期間被人蔑視地稱之為“狗崽子”。
黃肖路，退休教師，現在居住在美國。其父黃萬里是中國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他是20世紀初中國著名教育家黃炎培的兒子。黃萬里1937年在美國獲得工程博士學位。1955年，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動工，黃萬里堅決反對。但是他勢單力薄，只好在1957年6月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來發泄心中的不滿。
毛澤東看到這篇散文以後不滿地批示道：“這是什麼話？”《人民日報》隨後也以《什麼話》為標題發表了這篇散文，作為日後進行批判的靶子。黃萬里也因此成為清華大學最大的右派之一。黃萬里後來還為反對修建長江三峽水利工程而大聲疾呼。但是像他反對三門峽工程的意見一樣，決策者並沒有採納他的意見。
黃肖路生於1946年。父親黃萬里被打成右派時，黃肖路還是北京的一個小學生。
黃肖路說：“我父親一被打成右派，我在上清華附小，立刻就被一個同學起外號叫‘小右派’。對我十多歲的小女孩來說是心靈上一個特別大的刺激。小學6年級，我記得特別清楚，就是58年六一的時候，我們班上小朋友要選兩個人到北京市的景山公園去，全市少先隊員的優秀代表去參加，就選上我了。結果一個同學就說：黃肖路是‘小右派’，不應該選她去。一起鬨，後來就不讓我去了。”
黃肖路和她的哥哥考大學都先後受到右派爸爸的影響。
黃肖路說：“ 我二哥60年考大學不錄取，就是因為我父親。對我刺激特別大。那一年因為大饑荒，所以開始有這些教授，戴著右派帽子的人都有所謂的‘神仙會’，讓他們談心裏頭有什麼問題。我父親就說，如果我自己在政治上犯了錯誤，我受到什麼樣的懲罰，你送我去監獄或者勞改，沒有關係。但是如果影響我的子女上大學，我就完全想不通。那也是因為那個時候，61年，就好像共產黨已經餓死很多人了，所以，它也要在某些方面對這些所謂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好像要軟一點。後來61年的時候，快高考的時候，清華統戰部就又給我二哥報了名。所以61年他又考上了清華大學。所以，等到我65年考大學的時候，我父母認為完全沒有問題，所以就沒有把我要考大學的這件事告訴共產黨派來那個專門給我父親做工作的那個人。當時我父親就把錄取通知書一看，不錄取，他就拿到手裏了。後來，他就掏出來說：‘你是不錄取。’我心裏頭嘩一下就沉了。”
1966年文革開始以後，黃萬里被送往江西一所“五七幹校”隔離審查。在此期間，黃肖路曾經去看望爸爸。
黃肖路說：“我先就看見他在屋裏頭坐著呢。他就跟我擠擠眼睛。那時候屬於隔離審查，就好像我是去探監一樣。我就先得跟所謂的‘工宣隊’還是‘軍宣隊’的領導談話。(他們)就說，你父親表現得很不好。很頑固，不好好交待他的問題。我就說我給他帶了一點衣服。實際上他那衣服裏呢，有的一個口袋塞點糖，一個口袋塞點香腸。我知道他那‘幹校’那時候不會吃得太好。我就交給他了。他就沒讓我看。我就特別難受。我就哭著回到我媽那兒去了。過一天、兩天，就把我給我爸塞的那點吃的都退回來了。說你衣服可以給他，吃的不能給。”
在黃肖路看來，她父親黃萬里成為右派並不冤枉。
黃肖路說：“我就覺得，他也不認為他自己當這個右派委屈，因為他覺得他是罵了人了嘛。你說他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也得承認。”
對於這樣一個曾經給自己和家人帶來災難的大右派父親，黃肖路卻充滿了自豪感。
黃肖路說：“他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認為自己非常有才。他一向那麼狂，因為他真地是非常有才。所以他對他自己的一生是相當滿意。他老跟我媽說，‘我對中國水利事業寫下來的那些東西，我的建議，你看著吧，終究他們要按我的方法來治理黃河。終究在長江大壩封了以後10年之內一定會堵了重慶港，就會被炸掉。’我覺得我非常幸運，我能是他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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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中國近代史學者、作家，現居住在中國北京。其父章乃器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創辦人之一。20世紀上半葉曾經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是當年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與國民黨一向不和。1949年，章乃器參加中共領導的政協，並且于1952年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長。1957年，在毛澤東親自點名之下，章乃器被打成右派，撤銷糧食部長職務。
章立凡出生於1950年。父親章乃器被打成大右派時，章立凡還在幼兒園裏。
章立凡說：“我母親當時跟我父親已經分居了。當時我父親呢，他是民建的副主委，同時他也是工商聯的副主委。這兩個組織來找我母親談話，要她來揭發。這種壓力還是比較大的。我那個時候在幼兒園，有一天我母親來接我，教給我一些話，要我去參加一個會，去說。那天就去了這個會場。前面也有很多人講話，也都是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發他。我父親本人沒到場。輪到我講話呢，我就上臺了。講話的大意呢，就是說，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是我還是要反對他。我要跟他劃清界限。全場熱烈鼓掌，還有人跟我熱烈握手。
“我母親後來開完會跟我說，她說，別人是無關痛癢，我們是有關痛癢。這個有關痛癢到什麼程度，我也不清楚。只是在後來我的成長經歷中，我才知道‘有關痛癢’這四個字有多大份量。後來我上小學的時候，我想進個少先隊吧，我好像比別人可能慢個1、2年，然後才進去。那個時候大家都希望肩上有個一道杠，兩道杠，三道杠，當個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我進了少先隊一直就是隊員。”
當時的章立凡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毛澤東的話幾乎是絕對接受和服從。
章立凡說：“我想，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親有錯。我也覺得，既然我父親錯了，那麼大家都可以來批判他。那個時候畢竟有一種社會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聽黨的話。這種東西，不管是宣傳教育，還是潛移默化，對於一個兒童來講，他是認同的。”
但是，毛澤東和共產黨教導下的中國人，並沒有因為這個右派的兒子聽毛主席的話，批判自己的父親而放過他。
章立凡說：“開家長會呢，我就讓我媽去了。班主任老師就跟我媽談談家裏情況嘛。我媽這個人沒什麼自我保護意識，她就說了我父親是誰。從這個以後，老師就對我比較注意。我那時候記點日記，比較愛好古典文學，我也作一點詩詞。這個東西被翻出來了，被交給老師了，然後組織了批判會。我還不服，我還跟老師頂撞。到文革裏頭，這個老師跟我透露，她說，‘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領導要整你。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作為一個樣板，就是說這是右派的兒子，他的思想狀況是這樣的。
“好像在這之前還有過一件事，是她說‘你不是愛看書嘛，你把你看過的書開個書單給我。我們現在搞教學，我們很想研究一下學生都看過什麼書’。我呢是很老老實實地開了一個很長的單子。然後過後不久才發生批判我的事。學校據說還搞了一個不公開的展覽，把我寫過的這些東西都在一個教室裏頭去展覽。後來就很厭學，我的成績也下降，我還留級了。我那時候已經知道我沒前途，所以我覺得學跟不學一個樣。我父親還是希望我能上大學。我那時候比他先知先覺，我知道我沒戲。我跟這套講階級路線的教育體制格格不入。”
隨著章立凡逐漸長大，父親對他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章立凡說：“受他這個思想的影響。他那時候已經開始跟我講一些事情，對時局有很多批評。有時候他說得比較厲害呢，我還提醒他。我說，‘您別這麼說。咱們這兒是不是安全啊？’那時候讀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寫的《史達林時代》，我就老認為我們家隔墻有耳，或者是墻上就有耳。但是我父親就說，‘我不怕。我的話到大街上也可以說。誰願意聽誰就聽’。”
章乃器的不服氣終於使共產黨剝奪了他最後的政治權利。
章立凡說：“‘七千人大會’前後，那個時候統戰政策也有點鬆動，知識分子政策也有點鬆動。他對他57年把他扣上右派帽子，他不服。他好像在政協提了兩個提案，就說呢，他這個事情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實的。所以呢，他提出來對他這件事要求進行重新審查。63年吧，那天我上學，班上有報紙，上頭有一條消息，就是全國政協常委會開會通過決議，撤銷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政協委員。那時候小學同學還不太......但是他們那眼神看我就不太對了。我就趕緊回家。後來他特別跟我講一句，他說‘我不會有事的’。我就明白，他說這個‘不會有事’就是‘我不會自殺的’。”
文革的到來使章乃器受到進一步的迫害。章立凡還記得被抄家那天的情況。
章立凡說：“我記得那天，8月23還是24號。一路上就覺得清華園的氣氛特別不對，已經開始有打人的了。當時，這個二校門被推倒了，所有的校領導，什麼何東昌啊，錢偉長、黃萬里這些人都給趕到那兒去搬磚頭。我覺得我們家要出事，我就給我父親打了個電話。我父親說，有人來貼大字報。你留在學校，你不要回來。回到我宿舍一看，我的蚊帳什麼的都撕了，把我的鋪蓋搗毀，有一張大字報墨跡未幹，什麼‘資產階級狗崽子滾蛋，快滾蛋！’我一看，完了，這個馬上就要來臨了。”
更糟糕的是，章立凡自己也遭了難。
章立凡說：“我當時也是在學校講了很多對文革的看法。後來被同學給揭發了。然後對我實行專政，把我打成反革命。”
記者：“抓起來了嗎？”
章立凡：“抓起來了。”
記者：“判刑了嗎？”
章立凡：“判了。”
記者：“判了多長時間？”
章立凡：“13。”
記者：“你一共坐了多少年監獄呢？”
章立凡：“9年半。”
記者：“然後是什麼時候放出來的？”
章立凡：“78年底。”
章立凡心裏曾經埋怨過父親，但是他更清楚，是這個制度使他這個無辜的右派兒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傷害。
章立凡說：“我肯定有這個想法，就是都怪你們倆當初結合，才有了我。但是我無處訴這個怨。所謂出身不能選擇，那就是說你投胎到這兒了。一旦你的父親被定為右派，那你就是賤民。這個就是一個種姓制度。地富反壞，它就是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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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寧坤之女巫一毛 |
巫一毛，居住在美國的作家。其父巫寧坤曾經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擔任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的翻譯。後來到美國留學，主修英國文學。1951年，在中國的盛情邀請之下，巫寧坤帶著報國之心返回中國擔任大學教授。但是沒過兩年，他便在一場又一場運動中成為批判對象。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20多年的迫害，直到1979年被“改正”為止。
巫一毛出生於1958年。她父親巫寧坤被打成右派的時候，巫一毛還沒有出世。
巫一毛說：“我3歲的時候跟他第一次在監獄裏見面。我爸爸發了最後的一封信，說‘你趕快來見最後一面’。當時3年大饑荒，我爸爸已經餓得要死了。監獄裏那個犯人都是成片地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兒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結果見了5分鐘，他就走了。當時以為最後一面。文革的時候看大字報，揭露他的‘反動歷史’呀。我一算，不對呀，那他不是我爸爸呀。我6月3號才出世啊，他4月17號就(被抓)走了。所以我一直有這個疑團，覺得這不是我爸爸。”
上學以後，像許多右派“狗崽子”一樣，巫一毛既受到“無產階級”的歧視，也受到“無產階級”的利用。
巫一毛說：“在學校裏也知道啊，你是小右派，小狗崽子。文革的時候，紅衛兵叫我給我爸寫大字報。我那時候才8歲呀。小學2年級。我不會寫。‘沒事，我們教你。你寫。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們來打他’。把著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寫，‘打倒牛鬼蛇神，紙老虎巫寧坤’。下面簽名，巫一毛。把我那個大字報擺在全校最顯眼的地方，那個大路口，所有的人來去都看得到的地方。”
不過，巫一毛並沒有仇恨自己的父親，反倒是覺得“偉大領袖”並不偉大。
巫一毛說：“我父母親都關起來了。先是我爸爸關牛棚，後來他們倆都關了。我就當了‘小媽媽’，我哥哥就當了‘小爸爸’。弟弟5歲，我10歲，我哥哥12歲。一夜之間就成熟了。也就是那一陣子，(我)就悟出來，為什麼都說爸爸媽媽是壞蛋，我不覺得他們怎麼壞呀。後來再一想，噢，那都是聽毛主席的話，這些在做這些事，在打我爸爸媽媽。那爸爸媽媽不是壞人，那誰是壞人啊？毛主席是壞蛋。後來我們又全家下放。那時候就先把我媽放出來了。就我們幾個孩子跟著我媽先下鄉。然後我爸又放出來了，也到鄉下。”
在農村期間，巫一毛開始學習英語。巫一毛說：“在農村，黑燈以後，大家都睡覺了。咱們把門關起來，聲音扭得小小的，聽美國之音。我們都聽。學英文。我爸的主意，偷聽‘敵臺’呀那時候，聽美國之音。所以，美國之音真的是幫了我們的忙。”
1977年，文革後恢復高考制度，巫一毛和哥哥雙雙考上大學。不過，成績優異的哥哥卻由於父親是右派的原因再次受到株連，只能屈就於安徽師範大學的阜陽分校。
巫一毛說：“當時人家都是羨慕死了。你們家一下子兩個知青，兩個大學生。我們家，哭，對不起我哥哥呀，就是為了家裏受影響。”
像許多“狗崽子”一樣，巫一毛對父親也有過怨氣。
巫一毛說：“當然怨啊。而且，哎，怎麼說呢，我們一輩子都是，不說讓他們毀了吧，就覺得說，父母親要是成份好的話，那我們就沒這些事了。都是他們不好啊。特別是我父親，你那時候幹嘛要回國呢？害得我們跟著你受罪呀。”
後來，巫一毛衝破重重障礙，到美國留學。臨走時，曾經百般刁難她的係黨總支書記還唸唸不忘教育她。
巫一毛說：“‘巫一毛，你現在去美國深造，將來要回來為祖國的四化做貢獻。’我心裏說，‘回來給祖國四化做貢獻？哈，我死都死在美國！我去要飯，我都不回來’！”
儘管在巫一毛的眼睛裏，父親巫寧坤開朗、樂觀，但是正像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的那本回憶錄的書名所說，往事並不如煙。
巫一毛說：“還是一個永遠的痛。”
這不止是當年的右派，也包括當年的“狗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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