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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動和指揮反右者毛澤東 |
在半個世紀以前的那場反右運動中，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們都是如何表現的呢？
*毛澤東欽定右派*
毛澤東不僅直接發動和指揮了這場運動，而且親自劃了許多右派，包括文藝界的很多名人，例如曾經和毛澤東關係密切的著名作家馮雪峰和丁玲。
馮雪峰，1927年加入中共，參加過中共的長征。1934年開始就與毛澤東關係密切，曾經在上海幫助毛澤東找到失散多年的兩個兒子，並且設法送到蘇聯。毛澤東曾經對別人稱讚馮雪峰說：“誰說書生不會打仗？雪峰就會打遊擊！”後來毛澤東還曾經親自指示周恩來營救被國民政府逮捕的馮雪峰。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馮雪峰曾經擔任人民出版社社長和中國作協黨組書記。
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1936年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後，與毛澤東私人關係密切，是極少數可以自由出入毛澤東住宅的人之一。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丁玲擔任過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和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等職。
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親自將馮雪峰和丁玲打成右派。當年負責文藝界反右運動的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1975年說：“文藝界反右是主席親自抓的。”“批判馮雪峰、丁玲，是主席親自抓的。”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說：“當時毛澤東連什麼人是右派在心裏面已經有譜了。他提到了蕭軍和丁玲，說“對於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過了5個月，反右的時候，蕭軍和丁玲，兩個人都是大右派。”
*沒有新賬翻舊帳*
毛澤東當時說：“比如馮雪峰，...他在那裏放火，......目的是要燒共產黨。”此外，毛澤東交給周揚一個名單，指示他把名單上的丁玲、蕭軍、艾青等人都定為右派。周揚在一次彙報時問：“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毛澤東回答說：“翻延安的老帳！”
於是，在1958年第二期《文藝報》上重新刊登了這些人1942年在延安整風期間被批判過的文章，標題就叫《再批判》。編者按中寫道：“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
*相信哪個毛澤東?*
毛澤東還親自在編者按中寫道：“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不知道當時毛澤東是否記得，在1940年中共組織部為丁玲南京被捕一事作結論時，他曾經親筆加上最後一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1942年丁玲的文章《三八節有感》受到批評時，毛澤東曾經為丁玲辯護，並且說丁玲和當時被清洗的作家王實味不一樣。
在1949年之前，毛澤東還曾經幾次說“丁玲是個好同志”。但是到了反右運動，毛澤東就指責丁玲是“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他說：“進了共產黨，他要反共，共產黨反共！丁玲、馮雪峰不是共產黨反共？”
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也曾經手下留情，保過一些人，例如上海資本家的代表人物榮毅仁、九三學社社長許德珩、上海《新民晚報》總編輯趙超構、以及自己的老朋友章士釗。毛澤東說：“對一部份人批評從嚴，處理從寬，如榮毅仁等。”
*周恩來入黨介紹人成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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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救過人也整過人 |
有一個右派特別值得一提，因為他與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有直接的關係。他就是中共第一批黨員之一的張申府，曾經與李大釗等人共同組建共產主義小組，參與中共建黨，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1924年，張申府參與組建黃埔軍校，並且推薦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張申府于1925年退出中共。
張申府和毛澤東也有一層特殊關係。據張申府回憶說：“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已是助教了。毛潤之來館做見習書記，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書目交給他繕寫，寫完後一看，全部寫錯了，只好又退給他重寫。”張申府還回憶說：“1945年毛潤之到重慶，他請我吃飯，十分客氣。但當我把自己寫的一本書送給他時，他面上頓現不豫之色。我在這本書扉頁的題詞是：‘潤之吾兄指正’。”
*毛澤東報復當年的老闆*
在中共建政前夕的1948年年底的一天，一批“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去晉見毛澤東。毛澤東在會見中曾經酸溜溜地說：“我連大學都沒有上過，我只是中學畢業，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一個小職員，一個月夯勃啷當八塊大洋，張申府就是我的頂頭上司。”
其實，這批“民主人士”裏就有張申府的夫人劉清揚。但是毛澤東故意不接見她，告訴她的理由是：張申府在1948年10月發表的文章《呼籲和平》，擁護國民政府，指責中共，讓毛澤東很不高興。於是劉清揚在報紙上把張申府大罵了一頓，並且宣佈與他離婚。
張申府回憶說，毛澤東以後還到處說“張申府的老闆面色很難看”。據張申府回憶：“解放後我因《呼籲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發表文章和從政。章行嚴（士釗）曾請潤之緩頰，讓我出來工作。潤之說：‘當初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未允。”正因為如此，1949年以後，周恩來為安排張申府的工作大動了一番腦筋，最後將他安排在北京圖書館做研究員，“冷藏”起來。
1957年，與章伯均非常熟悉的張申府在一次會議上說：“伯鈞過去一直是左派，現在怎麼成了右派？”據說他還說了一句，“章伯鈞所說的‘政治設計院’問題並不一定是錯了”。結果，張申府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間，張申府再次受到衝擊，被關進監獄。直到毛澤東去世，張申府才出來擔任中國政協委員。
*周恩來的無奈和救人整人*
自己的入黨介紹人落得這般下場，想必當時的中共副主席、總理周恩來心裏相當尷尬。不過，周恩來遇到的尷尬還不止張申府一案。1934年就參加了中共的詩人聶紺弩和周穎夫婦與周恩來夫婦關係密切，被周恩來、鄧穎超稱為“妹夫”、“阿妹”。周穎成為右派，聶紺弩也成了右派，被送往北大荒勞動改造。
1962年，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向周恩來彙報說：“一些年老體弱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勞動，...實在太艱苦了。比方聶紺弩吧。” 周恩來說：“哎呀，聶紺弩什麼時候也當了右派？我沒有看見過他的鳴放和右派言論呀！這人吊兒郎當的！讓他們回來吧！”周恩來這句話使所有從北京到北大荒勞改的右派分子回到了北京。
周恩來曾經說戲劇家吳祖光、作家蕭乾不是右派。但是後來吳祖光和蕭乾還是被打成右派。
教育部長張奚若曾批評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周恩來說張奚若是“好人說錯話”，使張奚若躲過一劫。
大右派章乃器在文革中被打，送進了醫院。他的兒子章立凡回憶說：
“協和醫院不給治，就是‘牛鬼蛇神’不給治。我父親就寫了個字條，寫給周恩來。說總理我被打，醫院不給醫治，請你指示。後來是章伯鈞的夫人跟我說，就是因為你父親這個字條，可能是總理辦公室吧，給醫院打了電話，就說今後不管什麼人，一律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要給予醫治。 她說你父親這個字條啊救了好多人，也包括我們，因為章伯鈞也被打了。後來我父親就得到醫治。”
章立凡還回憶了反右期間的一件事：
“反右後期，周恩來就講，準備撤你和章伯鈞和羅隆基你們三個人的職。我們認為可以讓你申辯。我父親就問，這個事是不是已經決定了？周恩來說，黨中央已經決定了。我父親說，那我還辯護什麼呀？周恩來說，那也好。我們人多，到時候你說不過我們的。
“但是他敘述的跟他寫得有點不一樣。我記得有一次他跟我說，周恩來跟他說，他們說不過你。後來我查了，好像還真有一處談話時談到，好像周恩來說，你太能說了，他們說不過你。 哪一個記述為準，我現在也搞不清楚。
“在這以前，他們倆已經衝突過一次了。大概7月份的時候，國務院開了一次全體會議，說到當前的反右，點名批判了他們三個人。我父親當時就站起來講，我要對周總理講幾句話。過去，大家工作中遇到問題，遇到困難，都是一起商量解決的。現在我遇到問題，就憑這個人的幾句話，就說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這樣的結論是不是值得重新考慮？
“他這個話實際上是對周恩來的一種道義上的責備，就是說你不夠朋友了。當時據說周恩來就一時說不出話來，比較尷尬。其他人馬上就上來批判，雙方就交鋒。我父親不服，也說不服，也鬥不服。最後呢，周總理說，你這樣下去只能自絕於人民。這個會就散了。”
*禮送章羅出國？*
1962年，中共曾經向章伯均、羅隆基和章乃器表示，願意禮送他們出國。據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回憶，1962年的一天，中共主管政法的彭真召見章伯鈞和羅隆基，對他們說：你們兩個雖犯了嚴重政治錯誤，但黨中央、毛主席對你們是寬宏大量、仁至義盡的。你們認為社會主義不好，共產黨待你們不好的話，可申請出國。除了台灣，你們去哪個國家都行。如果沒有錢，我們願意送你們出國。在國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來看看，我們中國共產黨仍然歡迎。 ”
章伯鈞回答說：“請轉告毛主席，章伯鈞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
羅隆基說：“有機會我是想出去。不過，現在不想走，我還要看看。”
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說：
“周恩來說，你們願意到哪兒去就可以到哪兒去。你們想去美國也可以。羅隆基還問，他說，這是不是意味著驅逐出境？周恩來說，我告訴他，也不是。我父親當時還是表態，說我跟你們共事了這麼多年，仍然沒有被理解。他說那就再看幾年。看個5年、10年，也許以後還能做點事。後來就有人覺得他好像可能對中共......就是他不相信會這麼壞。周恩來還說了一句：啊，你真樂觀啊。”
*鄧小平批溫情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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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右二)副組長彭真(右一) |
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作用突出。毛澤東親自提名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總書記鄧小平和中共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政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長彭真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的正副組長。
鄧小平沒有辜負毛澤東的厚望。1957年9月，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時說：“現在還有一些同志，在反對黨內的右派分子的鬥爭中，表現了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一些應該劃為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緒必須加以克服。”
*抓不出右派者就是右派*
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也是這樣做的。1957年6月，毛澤東看了中共高級黨校的《整風簡報》以後，認為黨內右傾思想嚴重。於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把校黨委成員找去問話。黨校負責人楊獻珍說：“查了，一個(右派)也沒有。”劉少奇說：“你站在右派的立場，怎麼能查得出右派呢？”鄧小平說：“我看你就像個右派。”
高級黨校後來上報了兩個右派和兩個批判對象，結果受到鄧小平的批評。黨校又將右派人數增加到9人，鄧小平仍然不滿意。1957年8月，鄧小平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對高級黨校負責人楊獻珍、侯維煜點了黨校學員、全國總工會海員工會國際部部長肖魯的名字，說：
“肖魯的問題，你們第一次上報他的材料時，中央就批准把他劃為右派，你們怎麼現在還在猶豫？”“如果這樣的人不劃為右派，黨內就沒有什麼右派了。”彭真插話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肖魯是不是右派，而是你們兩個是不是中右的問題。”
最後，高級黨校打了95個右派，是原來數字的10倍，包括楊獻珍的秘書馬鴻模。楊獻珍儘管這次倖免于難，但還是在1964年被毛澤東找了一個藉口整肅下去。
*趙紫陽落難時的醒悟*
因“六四”事件被鄧小平軟禁起來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談到反右運動時說：“我當時在廣東管農業，座談會上一些人指著鼻子罵，真受不了呀！”這顯示趙紫陽當時支援反右。趙紫陽說，當時毛澤東“想建設一個比蘇聯更好的社會主義。......他是真心希望建設一個光明的中國。”
不過，身陷囹圄的趙紫陽還是有所醒悟。其一，他認為當年共產黨各級幹部沒有學會聽取不同意見；其二，趙紫陽的老戰友宗鳳鳴說，趙紫陽在軟禁期間曾經對鄧小平拒絕否定反右運動評論說：幾十萬“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幾個人沒改過來，他還堅持“反右”運動應該肯定。這說不過去嘛，沒有道理。
*江澤民反右消極而道歉積極*
美國人庫恩撰寫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記述了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在反右運動中的經歷。江澤民當時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處擔任黨支部書記，對反右運動不熱心，開始一個右派也沒抓。後來有人說：“動力處有那麼多知識分子，怎麼會沒有右派呢？”
迫於壓力，江澤民只好確定了兩個右派。其中一個人被定為右派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說，剛剛從蘇聯進口的車床噪音比1949年以前從美國進口的車床要大。這本來是一個事實，但是在當時就是“反蘇言論”，就足以定為右派。
江澤民一直對這件事感到不安，在1962年首先為這個人摘了右派帽子，並且幾次向他道歉。在反右運動中，江澤民的姐姐江澤芬被打成右派，原因是為一個受冤枉的人講話。
*胡耀邦想保人 掌權後大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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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人消極而平反積極的胡耀邦 |
反右運動期間，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擔任中國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曾經盡力縮小在團中央機關抓右派的範圍。據當年的大右派劉賓雁說，胡耀邦曾經想保護許多人，包括劉賓雁本人，但是多數人沒有保成。
1977年12月，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上任伊始，他便開始右派改正工作，摘掉了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幾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確定為錯劃，屬於冤案，予以改正。
據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在《陽謀》一書中記述：“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期間曾經表示：‘當年是迫於毛主席的威望，執行他老人家的指示，沒有辦法。’”
大右派章乃器的右派改正歸功於胡耀邦和陳雲。章立凡回憶說：
“當時留了6個不改正，他是其中之一。我又寫了信，分別給胡耀邦、鄧小平和陳雲。胡耀邦的態度是，他希望改正。陳雲也有這個態度。最後鄧也就同意了。這樣等於把他從6個不改正裏頭放到改正的頭一個。”
到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工作結束，只有極少數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一級的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加上地方上的林希翎等人，總共不足100人。
*鄧小平雖然嘴硬 反右報告不入文選*
可不要小看這九十多個人的力量。1978年，鄧小平針對平反右派工作說：“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這個時期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些思潮是不行的。”
中共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反右運動最後定性說：“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也就是說，按照中共的說法，這九十幾個人妄圖取代中共的領導，迫使中共在全國發起反擊，結果“擴大化”誤傷了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人。曾經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想必也明白這種說法的荒唐，否則，他就不會在《小平文選（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以及一系列與反右有關的文章和文件了。
*毛澤東自認秦始皇*
還是毛澤東敢做敢當。他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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