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先生在八九六四期間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後被中國政府指為“六四”黑手的包遵信先生北京時間10月28號病逝，享年70歲。

*胡平：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特性*

早在1979年就在北京結識了包遵信先生、目前擔任總部設在紐約的北京之春雜誌主編的胡平先生介紹說：“包遵信是1937年出生的人，北大中文系畢業，1979年就在人民出版社當編輯，同時兼任讀書雜誌的編輯，後來當過讀書雜誌的副主編。”

除了讀書雜誌以外，包遵信還是《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之一。這些書籍和雜誌在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剛剛開放期間，在社會上，包括在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中間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胡平介紹說，1980年，由包遵信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宮組織召開了一次中青年理論研討會，在當時可以說是開了這個領域的先河。胡平說：“在他身上，可以看出一種我們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的特性。”

*摯友：憂國憂民且大膽直言*

熟悉包遵信的人說，他不僅具有憂國憂民的胸懷，而且還敢於大膽直言。在一些討論會上，偶爾可以看到他不平則鳴、甚至拍案而起的情形。還有與他相識的人撰文說，包遵信是一個“性情中人”，“他曾說自己是宋代包公的後裔，是真是假未可稽查，不過，他的皮膚黝黑是真的，而且他的豪爽大度、直言不諱的脾性也不遜於包公”。

包遵信對中國思想史有很多研究，他出版的書籍當中包括80年代中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思想史方面論文集]中的《跬步集》、以及後來在台灣出版的《民主與啟蒙》以及《六四的內情》。

*被政府指控為“六四黑手”*

包遵信被中國政府指控為八九年“六四”民主運動的“黑手”，並被判刑5年。出獄後，他除了從事研究、寫作之外，也一直參與人權活動，先後參與多項維權簽名和聲援民主派人士和家屬的活動。

前六四民運學生領袖之一、哈佛大學博士研究生候選人王丹

現為哈佛大學博士研究生候選人的王丹星期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王丹說：“中國的1980年代最主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思想啟蒙，說到思想啟蒙，包遵信是個代表性人物。他是8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一個象徵。那麼，沒有80年代的思想啟蒙，就不可能有89年的學生運動，也不會有我們89一代的對民主的追求。”

*王丹：80年代思想啟蒙代表人物*

王丹說，包遵信等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啟發了當時年輕一代對於政治文明和民主社會的認知。

他說：“80年代的啟蒙就告訴我們說，國家是我們自己的，是每一個公民的，民主能夠使我們活得更有自由、更有尊嚴。”

作為89年學生民主運動領袖人物之一的王丹回顧說，80年代的啟蒙沒有什麼很複雜、高深的理論，但是通過那些淺顯的道理，讓那一代年青人的思想變得更為活躍，更嚮往民主和自由，同時也活躍了當時中國整個社會的氣氛。

王丹補充說：“‘啟蒙’就是告訴我們，作為一個讀書人，要對社會承擔一定的責任，要去關心社會，要去關心國家的事情。”

在談到他和包遵信先生的交往時，王丹說：“包先生他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他非常地平易近人。那時80年代他已經是知識界的領軍人物、非常出名的學者，他雖然個子不是很高，但是精力非常充沛，和我們年青人很能夠打成一片，完全沒有大知識分子的架子。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學生和知識分子之間聯繫的一個橋梁。”

對於中國政府給予包遵信“六四黑手”這一稱呼，王丹說：“不要說包先生，整個中國人民都是六四運動的‘黑手’，如果說共產黨說包先生是黑手的話，那他只是中國人民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如果這個‘黑手’是包先生的話，那是他的光榮！”

王丹說，通過包遵信先生的去世這件事更可以聯想到曾經在80年代給年青一代、給中國社會發揮過啟蒙作用的那些老一輩知識分子和他們的處境，尤其是那些流亡海外的老一輩人士的處境，希望中國政府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儘早讓這些人能夠有回去中國的自由，同時也應該給這些人歷史的公正的評價。

王丹說：“包先生去世最大的遺憾可能就是沒有看到中國民主化，這個任務我們當然義不容辭要把它承擔起來，希望在我們這一代看到中國的民主化的實現。如果真的有這一天的話，不說別的，就從我個人來講，也算對得起‘老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