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保羅(Paul)的熱情介紹，謝謝諸位今天上午的光臨。我還要感謝對外關係理事會召集我們共同探討一個影響深遠的重大問題--美中經濟關係問題。的確，與中國保持互利互惠、開放且具有政治可持續性的經濟關係是美國在國際經濟政策領域面臨的最迫切的挑戰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機遇之一。
這個挑戰是嚴峻的，因為它與美國、中國乃至全球經濟利害攸關。對美國而言，中國已成為我國商品和服務增長最快的世界主要市場。自中國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來，美國對華出口的增長速度已達到對世界其他地區的5倍。
與此同時，中國的繁榮也離不開美國。去年，美國消費者和美國公司購買的中國出口產品佔中國總出口的五分之一。儘管中國力求開拓多元化出口市場，但美國的需求對中國經濟仍有重大影響。兩國間的雙向投資也在迅速增長。僅從2002年到2006年，美國對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就從大約100億美元上升到220億美元。僅在2007年一年，中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總計近100億美元。
在上述形勢的促動下，美中經濟關係也需要非常迅速地走向成熟。如同我國與其他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關係一樣，貿易和投資的增長不可避免地會使雙方產生種種摩擦。人們日益關注貿易不平衡和產品安全以及中國政府擁有大規模外匯儲備和中國外匯政策等問題，正是雙方摩擦的體現。
雙方產生摩擦並非出人意料，但仍導致美國部分人士對保持開放和廣泛的對華經濟關係是否有益提出質疑。布希政府對這個重要問題的回答是毫不猶豫的：我們要求加強我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開放中國市場，為美國公司和美國工人創造新的機會。為此，我們正在充分利用現有的政策手段並已採取新的方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2006年由布希總統和胡錦濤主席共同發起的戰略經濟對話(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我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仍面臨一些挫折，且難免陷入緊張狀態，但本屆政府正採取經過深思熟慮的有效方式，希望能加速改革和促進美國的利益。我們是否希望改革更迅速、更深入？當然希望如此。我們正穩步取得進展，為美國工人、公司企業和消費者帶來明顯的收益。
中國保持增長的艱巨性
中國30年來的增長簡直是一個奇跡。中國已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幾乎全封閉的貧窮經濟體一躍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達近10%，使千百萬中國公民擺脫了貧困。
但與此同時，取得上述巨大成就的增長模式始終需要消耗大量資源，而且以大規模工業投資和出口為動力，而不是依靠國內家庭消費的增長。我們看到，有證據表明這種模式造成中國的投資浪費日益嚴重，不平衡程度不斷擴大，鉅額經常項目順差繼續上升，環境受到的破壞加快，已不再具有可持續性。我們還看到中國的就業和家庭收入增長緩慢，遠遠落後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而這也是說明問題的證據之一。
中國國內存在的不平衡現象也體現為中國在國外繼續製造的不平衡。國民儲蓄過高--以及與之對應的消費需求過低--成為中國貿易和經常項目出現鉅額順差的基本結構性問題，導致中國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於國外需求，以致有時會在中國與其貿易夥伴之間造成摩擦。
這不僅僅是美國方面對中國經濟提出的意見。中國最高層領導人也對我們表示，他們要求解決農村與城市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沿海地區與內地的不平衡、經濟增長靠內需推動與靠外需拉動的不平衡，貧困家庭與富裕家庭的不平衡以及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不平衡。他們同我們一樣都逐步認識到，中國成功地應對上述挑戰將使中美兩國受益匪淺。
匯率政策
對美國的決策人而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式支援和鼓勵這种經濟轉型。從我們方面來說，我們認識到，幫助中國應對調整不平衡的工作構成的挑戰能否獲得成功，取決於是否能為美國經濟帶來持續的成效，同時最大限度地降低給美國經濟帶來的風險。我認為有些人錯誤地視中國的匯率問題為檢驗我們工作成敗的一個標準。
談到我們對中國貨幣政策採取的方式，人們不太了解的是，儘管其進度不如預期，但正在發揮作用。中國于2005年7月放棄固定匯率以後，最初的行動十分謹慎，人民幣升值緩慢。但最近升值的步伐急劇加快，2007年約升值7%，僅在近3個月內已升值4%，按年度計算升值可達17%，自從中國放棄人民幣緊盯美元的政策後，按貿易加權的實際匯率計算，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約15%，對其他主要貨幣升值9%。中國的外匯市場也正在發展：人民幣日常的波動幅度擴大，市場也正向縱深拓展。我們還看到外匯保值工具的使用正在迅速擴大。
雖然人民幣的調整還遠未完成，但其升值的速度相當快，值得歡迎，同時也需持之以恒。中國和美國必須注意，任何一方都應該避免採取有可能破壞雙方關係的保護主義行動，使這方面的改革功虧一簣。對於中國的貨幣改革以及更廣泛的中國經濟改革，美國國會的主導作用和關注都必不可少，都值得歡迎。但目前尤為重要的是，在全球市場動蕩的時期，我們應堅定不移地開放和拓展美中兩國的貿易和投資關係。
正如財政部長保爾森(Paulson)常說的那樣，提高匯率的靈活性符合中國本身的利益。以上我談到的人民幣動向說明，中國領導人越來越認識到，加速調整匯率有助於提高中國經濟管理的有效性，也可防止通貨膨脹上升。最近人民幣繼續快速升值對美國也很重要，儘管這並不能消除，甚至無法顯著降低美國的全球貿易逆差字，也不可能減輕美國工業因面臨海外競爭遇到的挑戰。但是，這將消除美中經濟關係中被視為不公平現象的一個主要來源，有助於我們進一步集中精力解決對雙方經濟關係具有更大影響的其他問題。
戰略經濟對話
在財政部長保爾森的領導下，戰略經濟對話為美國高層決策人與中國政府最高層有關的專職官員開創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交流的渠道。具體而言，進行戰略經濟對話的事實依據是，中國和美國擁有共同的經濟利益，擴大兩國的長期合作對雙方都有益。雙方共同利益的核心是，利用美國提供的專長和支援，幫助中國向有助於解決各種不平衡狀況的新型經濟增長模式過渡。這方面改革涉及宏觀經濟政策、國內監管、投資政策、環境保護等廣泛和深入的各項事務。
例如，為保證中國未來的增長不至付出沉重的國內代價和造成巨大的貿易順差，中國必須增加家庭收入，同時改變有關政策，不再迫使家庭將大量收入用於儲蓄。這就需要增加中國贏利企業的紅利分配，其中也應該包括國有企業。最近中國已開始這方面的改革。這還需要建立強大的社會安全體系，使中國家庭減少後顧之憂，不再需要為籌措備用金或退休養老而過分儲蓄。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通過今後與中國領導人持續舉行的對話大大發揮我們的專長和能力。
為了提高增長的可持續性，中國還需要發展強健有效的金融業，為中國家庭和企業提供更好機會積累財富，避免風險，鼓勵發明創造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毫無疑問，美國金融服務業可在這方面為中國提供大量幫助。眾所週知，我們正在努力改善美國金融服務業在中國的市場準入。與你們一樣，我們也不滿意目前的進展，但戰略經濟對話已促使中方在金融服務業做出一些重大承諾，例如中國同意提高銀行、證券、保險及資產管理等行業的市場準入。我已向中國有關方面表示，建立現代金融業並非易事，但外國的參與及隨之而來的專長和技術可為加快完成這個過程發揮重大作用。
保證市場向投資開放與保證市場向貿易開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在戰略經濟對話的框架內，還重點要求保持和擴大兩國間的相互投資。這是中國從沿海至內地重新調整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部分。例如我們正加強磋商，討論通過談判達成《雙邊投資協定》的可能性。最近我們還建立了美中投資論壇(U.S.-China Investment Forum)，討論美中兩國面臨的各種投資問題。
為幫助中國排除其他一些阻礙其繼續發展的障礙，戰略經濟對話也取得了重大進展。例如，在產品安全領域，中國最近同意美國品質檢查人員對中國主要出口商進行現場檢查，此舉將有助於中國主要出口行業提高標準和能力。同時，戰略經濟對話也為解決高速增長給中國在空氣、土壤及水資源方面造成的巨大環境問題提供了一個與中方合作的渠道。這些問題將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繁榮構成重大挑戰。在去年12月舉行戰略經濟對話期間，美中兩國同意制定為期10年的大規模合作計劃，共同努力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展望未來
上述事例說明，戰略經濟對話以兩國共同關注的重大戰略問題為要點，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制定長期的政策方案。因此，我們在考慮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時，需要考慮到下一個月、下一個年度，也需要考慮到下一次選舉。具體而言，這意味著我們有義務做到，在向下一屆政府移交工作時，美中經濟關係健全發展，雙方的對話積極和持久，能繼續剛才我描述的進展。我希望我今天上午已經闡明，我認為我們已走上正軌。通過戰略經濟對話，我們正在涉及機遇和挑戰的一系列廣泛的問題上取得進展，這些問題對中國和美國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有些人認為中方在許多問題上行動太遲緩。為此感到不滿。我對他們表示理解和認同。在這些方面，我們必須大力催促。我們在說服的同時也需要提供支援。在與中國接觸的過程中，我們已經堅定明確地表示--我們還必須繼續如此--加速改革符合雙方的利益。我們如果無法通過對話彌合重大分歧，也將毫不猶豫地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申訴，或充分利用美國法律規定並得到世貿組織支援的貿易補救措施。然而，我們還必須注意避免通過懲罰性的立法或激烈的言辭表達我們的不滿情緒，否則最終會損害美國經濟，使中國改革進程走向倒退。
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不論是國會還是行政部門，也不論是現任還是下任財政部長，美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意義。我堅信，在下一屆政府接任之際，美中經濟關係將在前所未有的廣泛領域取得更積極的進展。前方的道路無疑是漫長的。但是我們正朝正確的方向邁出重大步伐。
謝謝各位。
(完)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http://usinfo.stat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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