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汶川大地震後對外國媒體的開放程度堪稱前所未有。記者在災區採訪幾乎暢通無阻，跟早些時候西藏等地發生騷亂後記者在四川的採訪經歷形成鮮明對照。

拉薩騷亂後，中國政府由於拒絕外國媒體實地採訪而受到國際社會諸多指責。如何給這場奧運前出現的攻關災難解套，成為北京不得不面對的一道難題。

沒想到，5月12號的汶川大地震成為了轉機，中國政府用自己的行動改變了外界的觀感，自己給自己解了套。

地震發生後，駐京外國記者立即行動起來，我也在5月13號啟程前往災區。5月14號上午，我抵達重災區都江堰市。

這次採訪不像我兩個月前來此採訪西藏問題那樣敏感。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此前已經表示，歡迎外國記者去災區採訪。但是我仍然擔心會受到阻撓。

多少有點出乎意料，第一天的採訪非常順利，錄音、照相、攝像，所有活動均未受到干擾，無論官員、志願者，還是災民，都能跟我們自由交談。

第二天，獨自出行，前往什邡市的漢旺鎮，這裡的一所中學、一個技校和幾所小學都有房屋倒塌，搶救工作仍在進行。遺憾的是，通往中學的道路被封鎖了，執勤人員說，必須指揮部派人領著，才能進去採訪。

找到指揮中心，什邡市新聞辦的張處長告訴我，除了中學，其他地方都可以去。他還一再叮囑我要注意安全。末了，又補上一句，“希望你能從積極的角度報道，做正面報道”。他說，有人看到，一名德國攝像記者，跟蹤拍攝敞胸露懷、著裝不整的中國軍人。他氣憤地說，戰士們在大熱天開展救援行動，穿戴不夠整齊，情有可原，但為什麼偏偏要拍這種鏡頭呢。

對於張處“做正面報道”的要求，我回答說，“我們有自己的判斷能力，處長不必擔心”。這時，當地外辦一位科長趕忙插話說，“只要客觀就行。只要客觀就行”。

這次在四川採訪，途中經常會遇到關卡阻止車輛通過。不過幾天下來，我已經不再擔心會像3月份那樣被警察送回成都了，更不擔心警察會刪除我冒險拍攝的珍貴照片了。限制車輛，主要是為了確保搶險人員和救災物資順利通行，並無限制記者的意思。

在北川，我們包租的車，連同許多志願者的車輛一起，被擋在20公里以外。警察說，北川縣城地域狹窄，容不下這麼多車，去了也是添亂。所幸，他們只攔車，不攔人，要想徒步進去，請便。可20公里怎麼也要走4個小時呀，即便有這個體力，也沒有那個時間啊。

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搭乘有特別通行證的順風車進去。我找到一位警官，請求幫忙。很快，他就攔下一輛想去北川運災民的私家車，請車主專門跑一趟送我們到下一個關卡。

前一段時間，中國政府、官方媒體和各路網民曾經對西方媒體開展革命大批判，指責它們在西藏問題的報道上對中國不公。一些人甚至打電話到包括美國之音在內的西方媒體駐京分社，進行辱罵和騷擾。在北川值勤那位警官，似乎沒有受到這些仇視西方媒體的宣傳的影響。他的豁達與熱情，著實令我以及同行的其他兩名記者感動不已。

不過，在北川的採訪中，一天之內就曾有三人問我，是不是CNN的記者。每當這時，我便笑答，“還好，不是”。不過接下來，當我遞上名片的時候，對方又樂了，“原來是美國之音”。我不知道，如果真的遇到CNN記者，他們會如何對待，至少他們並沒拒絕我的採訪，有的人還相當熱情，還有人說他對美國非常有好感，也曾收聽過美國之音。

凡事都有例外。一名大校女軍醫，態度就相當生硬。她在查看我的記者證後，立馬拉下臉說，“美國之音我們是嚴格限制的，我們有紀律，不接受採訪”。

大校的回答似乎提醒了一名當地宣傳部門的官員，他問我有沒有在指揮中心登記。我說，沒有，也不知道需要登記。他馬上厲聲斥責說，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沒有登記，就不能採訪！

可能是由於3月份在四川採訪的不愉快經歷，我一直保持著戒心，不敢主動跟當地官員聯繫，直到最後才發現，西方記者可以去省外辦領取專門的採訪證。一名德國記者告訴我，有了這個證件十分方便，幾乎所有地方都能去。我心想，這次虧了，如果早點兒跟省外辦聯繫，該能省去多少麻煩呀。

中國政府的開放態度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讚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5月19號的新聞稿說，一些外國記者對當局允許他們進入災區並及時提供災情資訊表示感謝。協會主席劉美遠稱“這是一個積極的發展”。

我也是該協會成員，這是我一年前開始常駐北京以來，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發表的少有的對中國政府開放新聞的讚揚文字。

近來有消息說，中國政府開始收縮開放尺度，已有外國記者在四川受到粗暴對待。路透社甚至斷言，大地震後的媒體開放是短命的。

難道剛剛解開的套，又要重新繫上？這使我不能不再次擔心起來。不過，四川省政府在6月6號宣佈，除極少數有次生災害隱患的地方設立警戒線外，災區各個地方都歡迎中外記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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