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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罕見的民間研究顯示，造成去年3月中國藏區發生騷亂的主要原因，並非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組織和煽動，而是藏人在自己土地上被日益邊緣化的現實以及由此產生的群體性不滿。
去年3月14號，西藏僧人從3月10號起舉行的和平示威發展成暴力事件。此後，北京當局和中國媒體一面倒地指責達賴喇嘛“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煽動”了3/14事件。
不過，民間組織“公盟”最近公佈的一項研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這個結論。
*藏族青年面臨生存困境*
報告認為，造成3/14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藏人在藏區被邊緣化，找不到工作，感到缺少機會的不平等。報告說，收益最大的是外來人口，是非藏族，他們幾乎壟斷了餐館、旅店和商店的就業機會。
報告說，3/14事件的參與者以20、30歲的年輕人為主，可是這一代藏族青年面臨著生存困境。2007年的統計顯示，藏族地區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4年，藏族青年缺乏競爭力，就業形勢十分嚴峻。
根據這份報告，在藏區，很多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混”，沒有學上，沒有門路，沒有家底，又不願回老家放牛放羊，只能在城市裏遊蕩，成為暗流涌動的“不安定因素”。
“公盟”成員去年用一個月時間在西藏自治區和甘肅省藏區，走訪了學者專家、僧侶、農民、牧民、藝術家、商人和移民，並撰寫出調研報告《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
藏族女作家唯色說，據她了解，公盟成員中有不少是關注西藏問題的律師：“其中包括在去年西藏事件中願意為被捕藏人提供法律幫助而簽名的21個中國律師的好幾位。另外還有最近為藏區被捕的藏人提供辯護的兩位律師。這個調查報告，它的調研和撰稿都是北京大學的研究生。”
*藏人恐慌及危機感加重*
這份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大量涌入的外來人口和漢族主導的現代化一下子打開了藏區，劇烈地衝擊著藏民族的核心要素-經濟生活、權力結構、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地理人口面貌。
報告說，當和自己的傳統認同、生活方式、宗教情感息息相關的土地，迅速變成了一個無法辨認的“現代化都市”時；當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找不到工作、感到機會的不公平時；當體會到核心價值體系受到劇烈衝擊時，藏人的恐慌和危機感就不難理解。
*權貴階層與民眾鴻溝日益加大*
民族區域自治近年來也出現一些新問題，引發群眾不滿，比如藏族地區內部權貴階層和普通百姓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
自1959年反抗中共的武裝鬥爭被鎮壓下去之後，新興地方權力精英逐漸取代了傳統的藏區精英，成為中央政府倚重的治理力量。公盟的報告說，北京賦予這些人很大權力，卻缺乏對他們的有效監督。
報告說，“境外勢力、藏獨問題”成為很多地方官員用以掩蓋執政失誤、壓制社會不滿情緒的“遮羞布”。
報告援引西藏共產黨創始人平措汪傑的話說，“政府內部有一大群吃反分裂飯的人”，他們為了獲得更多權力和資源，利用一切機會打分裂牌，表面上喊反分裂，實際上他們的個人利益就在這裡。
*分析衝突內部原因“難能可貴”*
公盟表示，一場巨大的社會矛盾必然有其內部成因，這項調研就是為了探析3/14這一突發事件的社會土壤。
西藏作家唯色說，在官方一面倒的宣傳中，這份報告表達出不同意見，實屬“難能可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旦增倫珠雖然認為這個報告太過膚淺，但是肯定了公盟關心國家大事的努力，也表示尊重他們的發言權利。
旦增倫珠說：“現在這種叫民間力量也好、叫草根組織也好，越來越關心中國的各種事務，大到國際事務、形像，小到國內的交通事故、環境等等。這個本身是一個社會的進步。”
調研報告4月份公佈後似乎未能引起廣泛關注。上星期，該報告英文版經“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發表後，才吸引外國媒體的注意。紐約時報說，公盟理事會成員許永志表示，報告已經提交給政府，但是目前尚未得到回音。
公盟的前身是2003年由北大三博士和著名維權律師張星水共同成立的陽光憲政研究中心，2005年重新註冊為“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公益性法律研究，以推進中國的人權、民主和法治。
公盟選擇中國典型的前沿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提出改革意見和立法建議，曾就孫志剛在收容站被打致死案向全國人大提出違憲審查的公民建議，導致國務院廢止了收容遣送制度。
關鍵詞：公盟，西藏問題，藏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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